公海覆盖地球表面近一半区域,过去在生物遗传资源获取与利益分配上长期缺乏统一规范。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历经近二十年酝酿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正式生效。我国于二〇二三年开放签署首日即签,后续推进批准与国内衔接,展示的是主动参与多边规则制定、而非被动接受既有安排的态度。对沿海经济体来说,早期介入标准制定,等于在远洋生物医药、深海探测装备、碳汇核算等新兴领域抢到制度话语权。
一、搭伙伴网络,把惠益分享做成长期合作
公海生态问题天然跨海域。遗传资源往往在一处采样,数据在多国实验室流转,最终产业转化又可能涉及制药、酶制剂、新材料。协定要求围绕遗传资源及数字序列信息建立公正、公平惠益分享机制。这事得这么看,单纯靠会议共识不够,要把伙伴网络落到三类载体:与沿海国家共建样本与数据合规通道,与多边基金和科研机构共建培训平台,与航运、渔业、能源企业共建低风险作业指引。
能力建设这一支柱尤其关键。许多中小缔约方缺深海观测船、缺基因测序能力、缺环评人才,若只定规则不补能力,执行会失衡。我国可把自有远洋调查、生态监测、卫星遥感、数据库治理的经验外向输出,以联合航次、人才班、开源数据规范等方式换共同履约。这样既能减少“规则不对等”的摩擦,也能让我国科研团队在公海长期观测中拿到更稳定合作场景。
二、国内法衔接,让条约在执法司法中真落地
条约生效只是起点,真正产生约束力要靠国内法治转化。通用涉海法律体系中,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一类可把条约内容直接内化为国内规范,海商法一类可在特定情形规定直接适用有关条约。推动本协定运行,思路也应如此:先梳理现有涉海法律与协定可能的冲突点,再分类处理立、改、废、释。
比如野生动物保护、种质资源、生物安全、数据安全相关规范,要与公海遗传资源及数字序列信息分享对接;环评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相关条款,要补充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活动的评价触发条件;涉外执法和海事司法,要形成协定条款援引、证据采信、惠益争议调解的操作规程。值得拎出来的是,国内法衔接不是简单“抄条约”,而是把我国海洋管理实际、产业发展阶段和司法能力打包进规则。法规范清晰,企业出海做深海采样、布设观测设备、申报基因专利,才会有稳定预期,不至于因合规模糊错失窗口。
三、科技履约双轮驱动,培育蓝色新质生产力
协定全面运作对科技能力要求很高。环评要靠长期生态基线,遗传资源开发要靠深海生物样本和基因数据,保护区成效要靠实时监测和模型评估。对我国而言,抓手应放在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牵头:深海探测器、自主无人潜器、海底原位实验站构成硬件层;生态基因组、数字序列信息库、物种分布模型构成数据层;产学研用一体平台把样品、专利、中试、监管连通起来。
深远海生物制药是最直观转化方向。深海微生物、极端环境酶、抗逆活性分子,可服务新药、环保材料、食品工业;但从样本到产品周期长、合规要求高,必须先把协定惠益分享机制设计进项目预算和知识产权方案。另有深远海生态监测、碳汇核算、保护区数字化管护,可向外输出成套技术和标准。有一种读法只盯“环保合规成本”,会忽略蓝色新成长点;更稳的判断是,履约压力转成技术投入,反而能带动海洋装备、基因数据、绿色航运等产业形成优势集群。
评论员落点
推动协定全面运作,实务层可抓三条线。规则线,尽早完成国内批准后续工作,建立涉公海条约适用清单,把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保护区、环评、能力建设的合规要求嵌入科研项目和产业出海流程。合作线,以多边伙伴网络替代单点外交,重点输出观测能力、数据库规范和人才培训,把我国从规则接受者转为共同设计者。技术线,把深海探测、生态监测、基因研发、深远海生物制药列入海洋强国建设优先项,用新质生产力承接履约任务,让环保义务转化为产业和科研竞争力。
全球海洋生态治理不再是远海“软议题”,而会进入项目审批、专利布局、海事司法和数据主权日常议程。谁能把条约语言转成国内法、把科研成果转成履约工具、把保护区目标转成产业标准,谁就能在公海秩序重塑中占据主动。对沿海地方和涉海企业来说,现在补规则、补数据、补人才,比协定全面执法后再补课成本低得多。
「本文基于陈晓晨(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研究人员)、褚晓琳(上海海洋大学海洋生物资源与管理学院研究人员)发表于人民日报《推动〈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全面运作加强全球海洋生态治理》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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