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创新
企业管理创新

余永定教授《新时代环境下的商业模式设计与创新》,助力企业把握VUCA时代的创新路径。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魏杰教授深入解析"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走势,帮助企业把握经济发展脉搏。

党建引领企业发展
党建引领企业发展

魏杰教授深入解析"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走势,帮助企业把握经济发展脉搏。

宏观经济形势
宏观经济形势

魏杰教授深入解析"十四五"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走势,帮助企业把握经济发展脉搏。

祝灵君:涉众审批与显潜账,实绩考核如何防数字泡沫
祝灵君:涉众审批与显潜账,实绩考核如何防数字泡沫

权力端,所有涉众决策留公开记录和追溯链条,杜绝公权私用;发展端,把新发展理念写进项目评审,不只看产值增速,也看能耗、就业、债务、生态和安全;作风端,用群众重复诉求销号率和基层减负实测替代材料考核;评判端,年度政绩由第三方抽样加群众回访交叉验证,显绩潜绩分别建账。  这事得这么看:政绩观先正,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才能正;这三观正了,发展观才不会偏,作风才不会飘,群众评判才会有依据。新时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干部先修政绩观这个“根本性”,发展观、作风观、群众观才会一起归位,实干实绩也才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三把尺子。

阚道远:赛道定标五对,政绩考核怎防数字泡沫
阚道远:赛道定标五对,政绩考核怎防数字泡沫

把“为民造福”当成核心标尺后,真正难的不是做什么,而是如何把稳与进、立与破、虚与实、标与本、近与远同时摆平。  评论员落点  把五对关系转成地方治理动作,可浓缩成一张实务单:稳的方面锁住债务、就业、基本民生三条线;进的方面只在科技、产业、服务三处配资源。有一种读法把潜绩当“虚活”,只因不易上新闻;但一个地方若只做可视工程,不养产业生态和创新人才,后期增长会乏力。

李晓华:中试场景育未来产业,量子具身怎么破局
李晓华:中试场景育未来产业,量子具身怎么破局

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被点名作为新成长点,目标不是单做技术展示,而是构建从基础研究、工程化、场景验证到规模产业化的全链条培育体系。实务层抓三件事就够了:一是按本地科研、制造、场景三张底牌选赛道,不追热度追配套;二是把政府资金从补建设转成补中试、补首用、补风险,让企业敢转、资本敢投;三是用场景联合体把未来技术和传统工厂、医院、交通、能源系统连起来,技术有出口、旧产业有增量。  二、关联、组合、赋能:未来产业如何改造旧产业  未来产业的价值不只在自身产值,更在它改写整个产业体系的方式。

陈晓晨、褚晓琳:公海遗传数字序列,惠益分享合规怎么破局
陈晓晨、褚晓琳:公海遗传数字序列,惠益分享合规怎么破局

协定酝酿近二十年,最终把四根支柱一次性立起:其一是深海遗传资源及数字序列信息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让科研数据、样本开发不再游走于灰色地带;其二是通过划区管理工具和海洋保护区网络,把生态关键区从“倡议保护”推向“机制保护”;其三是环境影响评价,对可能涉及公海生态的活动设前置审查;其四是能力建设与技术转让,缩小发达与欠发达缔约方履约落差。规则线,尽早完成国内批准后续工作,建立涉公海条约适用清单,把遗传资源、数字序列信息、保护区、环评、能力建设的合规要求嵌入科研项目和产业出海流程。这事得这么看: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七日全面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与可持续利用协定,本质上给深海遗传资源、海洋保护区、环境影响评价、能力建设与科技合作立了统一框架。

李婷玉:平台协同加分类评价,新质生产力攻关怎样提效
李婷玉:平台协同加分类评价,新质生产力攻关怎样提效

  地方层面可把创新体系竞争力指标化:不是只看高企数量、专利数量,而是看稳定支持占比、仪器开放时长、企业提出技术需求转化率、青年非共识项目立项率、基础研究长周期考核覆盖率。实务上可先做一次全链条体检:受限技术清单是否对应到具体科学问题和工程节点,财政稳定支持是否覆盖战略平台,高校院所企业是否避免同质抢题,评价是否按自由探索、任务攻关、应用转化分三套尺子。这事得这么看,体系竞争力弱,不是某个人不努力,而是宏观方向、中观配置、微观评价同时卡顿;三处一起松绑,创新效率才会从“靠少数尖子硬扛”转向“靠制度持续产出”。

凌胜利:数字丝路减贫规则,多边协同如何破鸿沟
凌胜利:数字丝路减贫规则,多边协同如何破鸿沟

第一组是规则共建,在二十国、世贸、联合国气候与生物平台、人工智能治理场合持续提方案,把发展权、数据权、碳转型成本分担写进文本;第二组是资金与平台,用丝路融资窗口、发展倡议资金、非洲额度、绿色金融、创业研究中心等工具,把承诺转成可审计进度;第三组是能力合作,培训官员、技术员、农业推广人员、数字工程师,让受援方不是等项目,而是能独立设计项目。  从宏观判断到中观机制再到微观项目,治理改革若只停留在峰会语言,会很快被碎片化议程吞掉;若转成八项行动式项目库、五项主张式规则单,就能让减贫可量化、金融可兜底、贸易可预期、数字可普惠、生态可核算。外贸企业可关注零关税、绿色产品认证、数字贸易规则,把合规前置到研发阶段;金融机构可跟丝路与可持续发展资金对接,设计长期本币融资、碳收益挂钩产品;科研院所可加入开放科学倡议,把农业、健康、气候、人工智能数据集向多国合作方共享;地方政府在海外园区、友城项目里少做形象工程,多做港口—产业—培训一体包。

吕忠梅:分区管控与损害赔偿,生态法典怎样系统降本

2026-09-10 1

  把几十年来分散在三十多部法律、上百件行政法规里的生态环境规则收拢成一部法典,这件事的分量不只在“立法技术”四个字。对地方干部来说,过去抓环保常遇到标准不一、职责交叉、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各管一段;对企业来说,项目环评、排污许可、碳管理、损害赔偿各有依据,却也常因规则衔接不畅增加合规成本。此次生态环境法典审议通过,等于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制度和实践成果一次性装进体系化框架,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从理念语言转成可援引、可执法、可诉讼的法律语言。这事得这么看:它不是把旧法简单汇编,而是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补上稳定法治底座。

  一、从分散立法到领域型法典,解决“各管一段”的老问题

  过往生态环境规则覆盖面广,行政法、民法、刑法口径交错。某个流域治污,可能同时涉及污染防治单行法、自然资源法、环评条例、排污许可规范;某个矿区修复,又叠加生态保护、用地、赔偿、刑事追责多项依据。规则多并不必然高效,若总则缺失、概念不一,基层就容易选择性执行,部门之间也容易出现衔接空白。

  有一种读法把法典理解成“法律合订本”,这就小看了它的价值。更合理的判断是,它用“适度法典化”思路做系统整合:先把共通原则、基础制度提取到总则,再按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等板块搭起分编,最后用附则统住适用关系。总则解决“共同规则是什么”,分编解决“各类事项怎么管”,责任编解决“违了怎么办”。三十多部单行法的共通内容不再各自重复,新制定的细化规则也获得统一坐标,避免“头痛医头”的碎片化处理。

  值得拎出来讲的是“提取公因式”的立法技术。把各类生态环境法律中反复出现的概念——比如生态环境权益、影响评价、损害赔偿、公益诉讼——上升到总则层面统一界定,地方立法和专门法规再在此基础上细化。对企业而言,合规预期更清楚;对监管部门而言,执法依据更顺滑;对法院和检察机关而言,裁判尺度更容易统一。法典的诞生,本质上是从物理整合走向制度化学反应。

  二、把改革成果和执政理念转成可执行制度

  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积累了很多成熟做法:生态分区管控、环评源头预防、排污许可核心化、碳足迹管理、生态系统整体保护、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此前这些成果多以政策、改革方案、单项法规形式存在,落地力度因地区而异。将其写入法典,意味着改革经验不再依赖阶段性文件推动,而获得长期、稳定、强制的实施载体。

  这事得放在“改革与法治相统一”的视角下理解。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成熟成果及时入法,两者互为支撑。比如长江流域、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系统治理经验,若只停留在政策部署,遇到地方财力和政绩考核压力时可能弱化;写入法典后,空间管控、生态修复、跨界协同就有了硬性依据。再比如排污许可,过去在某些领域偏“发证”,现在确立其在固定污染源监管中的核心地位,企业从建设、运行到关停全周期都有证照逻辑可遵循。

  理论指导也在其中完成法律转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建设”“绿色低碳发展”等被嵌入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不只是序言式表述,而会渗透到标准制定、项目审批、责任追究各环节。干部在作决策时,不能只算短期产值账,还要同步评估生态风险、碳约束和公众环境权益;企业在投项目时,也不能把环保合规放在末端补救,而要把绿色设计、资源效率、环境披露前置。吕忠梅在相关立法论述中强调法典对改革成果的系统固化,这正说明从政策语言到法律语言不是修辞转换,而是治理逻辑升级。

  三、源头严管、系统治理、责任长牙,三层机制一起转

  法典对实务层最直观的改变,在预防、治理、追责三条线同时加力。源头端强化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和影响评价,项目未建先定边界,哪些区域优先保护、哪些行业限制布局、哪些工艺需要替代,规则前移。过去一些地方先招商后补环评,事后整改成本高、社会矛盾多;源头制度硬化后,招商手册和生态红线先对齐,能减少大量返工。

  治理端强调系统而非分要素。山水林田湖草沙作为生命共同体,要求流域、森林、湿地、农田、城市生态空间协同管理。有一种读法只关注污染防治编,会忽略生态保护编和绿色低碳编的联动:污染减排若不同生态修复配合,局部水质改善未必带来全域生物多样性恢复;绿色转型若不同碳足迹、资源循环绑定,产业升级也容易停留于设备更换。法典把这三块放在同一体系,推动从单点达标走向全域质量改善。

  责任端则把“违法成本高、守法成本低”的旧短板补上。纵向看,行政监管、民事赔偿、刑事追责各归其位;横向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形成补充。对造成生态破坏的企业,不只是罚款了事,还要评估损害、修复环境、承担长期监测费用;对履职不力的监管方,督察、问责、诉讼监督形成压力。值得拎出来的是,责任编不是单纯加重处罚,而是把“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串起来,让法律既有警示功能,也有修复功能。

  四、公众权益、透明参与与全球规则双向打开

  生态文明不是政府单方面执法,公众环境权益是法典的重要支点。从“盼温饱”到“盼环保”、从“求生存”到“求生态”,群众诉求已转向空气、饮水、噪声、土壤、碳环境等复合质量。法典把保障公众健康、良好生态环境权益写进立法目的,同时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条款落实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基层实务中,重大项目稳评、环评公示、环境投诉反馈若按法典逻辑规范化,能显著降低“邻避”冲突和政策反复。

  这事还有一层全球意义。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下降、跨境污染都不是单一国家能解决。我国作为体量可观的发展中经济体,把国内生态文明经验法典化,并形成“适度法典化”样本,对其它面临工业化与生态约束的国家有参照价值。法典将已批准的国际环境公约义务内化为国内规则,同时完善涉外生态法治和域外管辖相关条款,既履行全球责任,也维护本国生态利益。相较传统工业文明“征服自然”的取向,以生命共同体为哲学基础的规则体系,提供的是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三者兼容的治理范式。

  评论员落点

  对党政实务层而言,生态环境法典落地不是多一部书、多一场培训,而是工作方法重构。项目谋划阶段,先用法典总则和分区管控校核可行性,不再等开工后补手续;产业发展阶段,把排污许可、碳足迹、绿色供应链作为企业信用和园区考核指标;生态修复阶段,用损害赔偿和公益诉讼倒逼责任主体从“一次性罚款”转向“长期性修复”;群众工作阶段,把环境信息公开作为常态,而非事件发生后才披露。对地方而言,考核应从单纯污染物浓度达标,扩展到生态系统质量、碳效率、公众环境满意度等复合维度。

  对企业和资本而言,合规逻辑也要前移。新能源、储能、氢能、生物制造等新成长点都受法典中绿色低碳编影响;传统制造、矿业、化工则更依赖源头评价和全过程许可。合规不是应付检查,而是把生态风险计入投资模型。对普通读者而言,这部法典离生活并不远:家门口河道是否系统治理、小区周边工地噪声是否受控、城市绿地和湿地是否按生命共同体逻辑保护,背后都会逐步体现为法典实施效果。

  一部绿色法典的价值,最终不看条文厚度,而看它能否让发展决策少走弯路、让生态损害有人修复、让群众环境权益可感可及。把理念写进规则、把规则用于治理、把治理成效交给大家监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才有了可验证的法治里程碑。

  「本文基于吕忠梅(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发表于人民日报《迈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法治里程碑》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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