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这句流传已久的民谚,在当下的政治语境中,正被转化为一套日益精密的制度语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政绩观是党员干部的安身立命之本,必须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这句话听起来朴素,落地却千头万绪。在地方治理的复杂生态中,什么样的业绩才算“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怎样防止“形象工程”透支未来?当“躺平”与“内卷”并存,指挥棒又该如何挥舞,才能校准那根指向为民造福的指针?这些问题,恰恰是理解新时代干部制度改革的一把钥匙。从更宏观的视野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阶梯式递进的伟大实践,每一步都需要正确的政绩观来导航。
把视线拉回现实,政绩观的偏差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藏在那些拔地而起又迅速荒废的产业园里,藏在那些年年翻新却无人问津的“面子工程”中,也藏在部分干部“为官不为”的消极心态里。有一种读法,把错误政绩观归纳为三种典型面孔。第一种,是落后于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高质量发展时代要求的错误政绩观。有些地方还在用老思路、老办法抓发展,面对新动能培育、绿色转型等新任务,要么束手无策,要么简单套用旧模式,导致发展停滞甚至倒退。第二种,是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类项目往往不顾地方财力,盲目上马大型地标、人造景观,表面上光鲜亮丽,实则留下巨额债务和半拉子工程,老百姓戏称“造景不造福”。第三种,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官不为”、“躺平”与“内卷”的错误政绩观。有的干部把开会发文当落实,把调研考察当政绩;有的则陷入“不做不错”的躺平哲学,或者为了避责而过度留痕、层层加码,导致基层苦不堪言。值得拎出来的是,这些面孔背后,说到底是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在作祟,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把政绩异化为个人升迁的筹码。这事得这么看:政绩观不仅是个认识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如果私心杂念不除,再科学的考核指标也可能被钻空子。所以,抓政绩观,首先得抓党性教育,让干部从思想深处解决好“为谁创造业绩”这个根本问题。只有党性坚强,摒弃私心杂念,才能保证政绩观不出偏差。
但光有教育还不够。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尤其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反复验证了一个道理:从严治党靠教育,也靠制度,二者一柔一刚,要同向发力、同时发力。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正确政绩观固化下来,还得靠科学完善的法规制度来“塑形”。有一种制度逻辑值得关注:制度不是简单的约束,而是“固本培元”、规范行为、以正人心。当制度形成闭环,那些重实际、说实话、务实事、求实效的干部才能得到鼓励、褒奖、重用;反之,那些做表面文章、跑官要官的,才会真正受到惩处。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命题:如何让政绩考核这个“指挥棒”精准指向高质量发展和人民满意?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把考核体系放置于干部制度中进行系统思考。既要与时俱进地完善政绩考核体系,实现考核与问责的有效结合;又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相结合,建立科学的党内激励机制。从根本上看,完善干部管理制度,必须推进干部政绩考核与问责的有效结合,同时建立容错纠错机制。只有真追责、敢追责、严追责,制度才不会成为“稻草人”“纸老虎”“橡皮筋”。与此同时,严管和厚爱要结合,激励和约束要并重,落实“三个区分开来”,让干部无后顾之忧。
考核体系本身正经历一场深刻的迭代。过去那种“唯GDP论英雄”、搞“一刀切”的做法,早已不合时宜。新时代的考核,必须把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根本要求,纳入指标体系、政策体系、评价标准、统计监测、绩效评价的全链条。有一种设计思路值得关注:既看发展又看基础,既看显绩又看潜绩。什么意思?就是不仅要看当下经济数据,还要看民生改善、生态效益、债务风险等长远账。比如,一个地方引进了一个高污染项目,短期内GDP上去了,但长期治理成本巨大,这种显绩就不能算真绩。反之,那些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如生态修复、基层治理创新,虽然短期看不到耀眼数字,却是真正的潜绩。同时,考核方式也要从单一走向多元。既注重年度考核、晋升考核,也注重日常考核、分类考核、近距离考核。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不同岗位的干部,不能套用同一把尺子。比如,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考核重点就应有所区别;窗口服务部门和后台综合部门,评价标准也不能一样。更重要的是,群众满意度必须成为硬指标。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这些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要转化为考核中的具体权重。当群众手里有了评分权,那些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自然就失去了市场。增强干部考核的公信力与群众参与度,让群众满意成为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这才是考核改革的深水区。
指挥棒要挥得有力,还得配上问责的鞭子和激励的盾牌。考核结果不能束之高阁,必须与干部奖惩、提拔使用硬挂钩。对失职失责者,必须严格考核问责,尤其是要加强政治监督与人民监督,严格惩治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官不为”等现象严格整治。与此同时,选人用人是风向标。如果“带病提拔”“任人唯亲”“圈子文化”“山头主义”得不到遏制,再好的考核制度也会被打折扣。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干部提名推荐、考核评价、选拔任用、管理监督等方面的措施办法,做到管理全面、标准严格、环节衔接、措施配套、责任分明。对“带病提拔”现象进行有效的监督问责,着力整顿领导干部“带病上岗”与“带病提拔”等突出问题,营造风清气正的选人用人环境。此外,巡视巡察与各种监督的系统性也要增强,科学规范与优化巡视巡察监督工作,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以增强党内信任、关心爱护干部、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需要指出的是,健全完善管党治党责任体系、实现管党治党责任全链条,也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各级党组织要坚持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严格执行议事决策规定与程序,认真落实“三重一大”决策监督机制,防止个人专断。
说到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场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需要干部个体摒弃私心杂念,锤炼坚强党性;也需要组织层面织密制度笼子,让考核、问责、激励、监督各环节环环相扣。当指挥棒真正校准了为民坐标,当选人用人真正指向实干实绩,那些“形象工程”的冲动、“躺平内卷”的借口,才会失去生存的土壤。中国式现代化的大厦,终究要靠一砖一瓦的扎实业绩来垒砌。而这份业绩的成色,最终要由历史、由人民来检验。对于每一位党员干部而言,政绩观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体现在每一次决策、每一项工作中。唯有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才能创造出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本文基于(刘红凛: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发表于:光明网《以科学制度塑造正确政绩观》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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