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这盘棋,眼下最值得琢磨的,不是某个单点技术的突破,也不是某条产线产能的增减,而是一个更底层的问题——当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同时摆在我们面前,到底该怎么摆、怎么转、怎么让它们不互相拆台,而是互相撑腰。
这事得这么看:三类产业从来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传统产业是底盘,新兴产业是引擎,未来产业是导航。底盘不稳,车跑起来就晃;引擎不换,速度上不去;导航没有,方向会偏。三者之间如果处理不好,不是简单的效率损失,而是整个产业体系的韧性会被掏空。
有一种读法,把这篇文章的底层逻辑讲得很透:三业协同的本质,是让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形态各自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在动态演进中完成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这不是静态的板块拼合,而是一个不断转化的过程——今天的未来产业,明天可能就是新兴产业;今天的新兴产业,后天就会沉淀为传统产业。用固化的眼光去切割它们,政策就会变形,市场就会错位。
先说底盘。传统产业被低估、被标签化,是当前最隐蔽也最危险的一个倾向。
不少地方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潜意识里把传统产业等同于"落后产能",在土地供给、融资支持、环保标准上搞差别对待。这事得这么看:纺织服装、食品加工、建材家居这些行业,听起来不够"高大上",但它们吸纳的就业、贡献的税收、提供的市场需求,是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得以生长的土壤。没有这个土壤,新兴产业就是空中楼阁——缺乏应用场景,缺乏配套能力,缺乏需求拉动,最终也会陷入增长乏力的困局。
值得拎出来单独说一句:过早放弃传统产业,后果不是产业升级,而是产业空心化。全球产业演进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彻底抛弃传统产业的基础上完成工业化的。德国制造业之所以强,恰恰是因为它的传统工业部门始终在持续升级,而不是被选择性放弃。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产业链体系,这个"完整"本身就是最大的竞争优势,拆掉了任何一环,这个优势就打了折扣。
再说引擎。新兴产业的问题不在方向,而在节奏和方式。
新能源汽车、光伏、动力电池——这些领域中国已经形成了全球领先优势,这是实打实的成绩。但成绩背后也有隐忧:同质化竞争正在消耗这个优势。不少地方不顾自身条件,一窝蜂上马相似项目,导致部分环节产能过剩、"内卷式"竞争加剧。行业利润率被压薄,资源被浪费,真正需要突破的关键技术反而得不到足够的资金和注意力。
这事的根源在考核导向和招商惯性。地方政府长期形成的"以项目论英雄"的思维方式,加上税收和统计制度的某些设计,使得大家倾向于选择看得见、摸得着、短期能出数据的项目。结果就是,同一个赛道上挤了太多选手,而真正需要耐心培育的差异化方向反而无人问津。
值得拎出来强调的是:新兴产业的培育,不能靠行政力量"选冠军",而要靠市场环境"赛马"。政策重心应该从给补贴转向优环境——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标准体系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让市场来选择谁能在新兴领域真正跑出来,而不是由政府替市场做这个决定。
然后是导航。未来产业面临的,是一道更难的坎。
科技成果转化中存在一个被学界称为"达尔文之海"的鸿沟——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之间,有一段极难跨越的"中间空白阶段"。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领域的投入不可谓不大,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业技术的效率仍有待提升。原因不复杂: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核偏重论文和专利数量,对成果转化的激励不足;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能力仍需加强,尤其是中小企业获取创新资源的渠道有限;市场化的风险投资机制尚不成熟,监管方式也还在探索中。
这事得这么看:未来产业处于技术路线和市场需求的双重探索期,投资风险高、回报周期长,不能用传统产业的考核逻辑去要求它,也不能用新兴产业的补贴逻辑去套它。它需要的是"耐心资本"的长期陪伴,是包容审慎的监管创新,是沙盒机制为前沿技术探索提供的制度空间。过早收敛到单一技术路径,反而可能错失颠覆性突破的机会。
三类产业之间的传导机制不畅,是当前"K型分化"趋势的直接推手。
所谓"K型分化",就是新兴产业高歌猛进的同时,传统产业承压明显,两者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落差。新兴产业的技术溢出效应没有充分传导到传统产业,数据要素在不同产业间流动面临标准不统一、权益不清晰的障碍,高端人才受单位和地区本位主义制约难以跨产业流动。这些问题叠加在一起,使得三类产业之间的连接通道还处于起步阶段。
值得拎出来点明的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不到位是根本原因。资本、人才、数据等要素跨产业流动的制度性成本偏高,导致资源无法按照效率原则自动进入边际收益最高的产业部门。这不是某一个环节的问题,而是整个要素市场的系统性短板。
怎么破?思路要从"选产业"转向"建生态"。
国家"十五五"规划已经提出了涵盖三类产业的整体发展规划,方向是对的。但落到执行层面,有几个关键点需要把握。
第一,战略统筹要到位。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应该纳入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同等重要的政策视野。东部发达地区可以更多承担未来产业和高端新兴产业的培育功能,中西部地区则可以发挥成本优势和场景优势,在承接传统产业转移的同时发展特色新兴产业。这种区域分工需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基础,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
第二,要素流动要畅通。数据产权认定和交易流通规则要尽快统一,跨产业的技能培训和人才转换机制要建立起来,金融机构要开发适应三类产业不同特征的金融产品——传统产业需要稳定的中长期信贷,新兴产业需要风险投资和产业基金,未来产业需要耐心资本。
第三,产业政策要转型。从选择性扶持转向功能性引导,从偏重某一类产业转向统筹三类产业。对地方政府考核,要改变单纯以新兴产业数量和规模论英雄的导向,把传统产业升级成效和未来产业创新储备纳入综合评价体系。地方政府要从"直接选项目"转向"营造生态",把精力放在基础设施配套、公共服务供给和营商环境优化上。
刘志彪在文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保持战略定力。三类产业各有其发展规律和周期节奏,急于求成往往适得其反。传统产业升级需要时间,新兴产业培育需要耐心,未来产业探索需要容错空间。政策连续性比政策力度更重要,系统思维比单点突破更有效。
中国经济要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竞争主动权,靠的不是某一类产业的单兵突进,而是三类产业在动态平衡中形成的综合优势。底盘要稳,引擎要强,导航要准。三者相得益彰,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韧性才能真正立起来。
这事最终要落到制度建设和政策实践中。以系统思维筑牢产业根基,以务实行动推动三业协同——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中国经济在下一阶段必须完成的功课。
本文基于(刘志彪: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院长)发表于:光明网《三业协同发展: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形成全面竞争优势》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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