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主官在常委会上讨论网格化管理时,常会碰到一种尴尬:手里的治理工具越用越熟,但用来解释这些工具为何有效的理论话术,却总绕不开“多中心治理”“网络治理”这些从西方教科书里搬来的词。工具是自己的,语法却是别人的,这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公共管理研究的一个真实切面。
这事在2016年之后开始起变化。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以来,学术界对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明显提速。放到公共管理这个具体学科里,变化尤其清晰:治理理论不再只是被引介、被比附的对象,而是逐渐长出了中国自己的问题意识、概念工具和叙事逻辑。这十年走下来,回头看这条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路,能读出不少东西。
从一般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核心是在公共管理的问题域里坚持以中国为中心、以世界为参考。这话听起来像原则表述,落到实操层面,其实就是在做一件事:把中国场景下的治理实践,用概念化、理论化的方式表达出来,让这些表达既能解释中国问题,又能跟国外理论对话。本体论、知识论、方法论三样东西统一起来,才算真正形成了一个知识结构体系。
治理这个概念本身的历史比很多人以为的要长。它最早可追溯到13世纪晚期,但真正进入现代学术研究视野,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事。当时西方政治社会实践推了一把,治理研究迅速升温,变成一个流行概念外加一整束相关概念。中国的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界也是从引介起步的,但没停在引介阶段。从单一的治理分析转向问题反思与实证研究并重,从知识引介转向强调经验事实和理论证成内在统一,这条线一路走下来,逐步形成了以国家治理为核心的、体现中国实践的治理理论知识谱系。
值得拎出来讲一句:这条知识生产路径的关键转折,不在于否定西方治理理论,而在于不再把西方治理理论当作唯一的标准答案。中国场景的复杂性——超大规模人口、超长历史脉络、快速现代化进程——决定了照搬任何现成理论都会水土不服。治理理论在中国的演化,本质上是一个理论适应场景、场景反塑理论的过程。
把镜头拉远一点看,中国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大国,构建治理自主知识这件事,天然就带着两层底色。一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延续下来的治理智慧,一层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冒出来的新治理实践。这两层底色叠在一起,要求治理理论既要能解释历史连续性,又要能回应现实紧迫性。
从历史演变的维度看,中国在从传统国家转向现代国家的过程中,经历了连续不断的内生性演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治理实践。这些实践最终凝结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而形成了国家治理的结构体系。从逻辑分析的角度拆解,这个结构体系在主体关系层面包含了党的领导、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市场治理等板块;在空间分布层面则覆盖了城市治理、乡村治理、全球治理等维度。
这事得这么看:国家治理不是一个静态的架构图,而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为了让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公共管理学科需要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真正用起来,在延伸和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基础上,引导自主知识的生产。说白了,理论工具箱要跟着实践需求走,不能反过来让实践削足适履。
有一个读法特别值得关注:原来公共管理学界不太碰的议题,比如党的领导如何具体作用于治理过程,现在正通过知识化的方式进入学科研究的核心地带。这不是简单的议题扩容,而是治理理论底层逻辑的一次重要更新。
在中国的治理实践中,现有的科层制安排并没有照搬韦伯式的经典模型。党委和政府公职人员在运用科层理性的同时,还要践行“群众路线”“密切联系群众”“树立正确政绩观”等基本原则。进村入户、结亲交友、走访慰问——这些看起来像是工作方法的动作,实际上在科层制的刚性结构里嵌入了人格化的情感联结。这种安排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国外经典科层制的整体框架,因为它把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揉在了一起,而不是让后者完全服从前者。
从治理结构来看,以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前提形成的党政关系,加上以有为政府为表现的治理形态,构成了统筹协调、提升治理效能的制度基础。这个架构有效规避了国外政府治理中常见的过度分权陷阱——那种分着分着就散了、协调成本飙升的局面。从责任制角度看,政府治理始终明确“为人民服务”的价值指向,在压实属地责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的服务功能。这些制度安排加在一起,不仅在实践层面最大限度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在学术研究层面体现了鲜明的人民属性。
马雪松在文中点明了一个关键判断:这些内容在扩大原有公共管理学研究视域并与原有理论对话的过程中,彰显了现有公共管理知识生产的自主性特征。这个判断的分量在于,它把“自主”从一个口号变成了一个可以观察、可以验证的学术事实。
标识性概念的产生,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载体。这个概念本身值得拆开来看:它指的是根植于中国治理实践与历史文化脉络、能够在话语和内涵上突出反映独特经验与价值偏好、并且具备丰富学理内涵与普遍解释力且抽象度高的术语媒介。
这类概念有两个来源。一类是学者通过学术研究和理论观察构建出来、并为学术界公认的概念,比如压力型体制、行政发包制、职责同构等。这些概念通过量化或质性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讨论,已经在学界形成了相当的知识增量。另一类则来自党和国家创设的重要议题,经过长期实践检验、具有充分思想内涵,比如人民城市、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党建引领、接诉即办等。与之相联系的,还会衍生出像“枫桥经验”这样的标识性概念。
有一种读法把这两类概念放在一起比较,会发现后者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的角色更为基础。学者构建的概念是学术共同体的智力产出,而来自实践检验的概念则是整个治理体系的语言底座。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生成的重要部分,但后者的生命力往往更强,因为它直接长在制度实践的地基上,而不是长在学术期刊的引用链上。
从2016年“5·17”重要讲话发表到现在,十年过去了。这十年里,中国公共管理学界的治理理论研究走出了一条清晰的轨迹:从引进介绍起步,经历过比附套用的阶段,最终转向主动自主的知识生产。这条轨迹的核心牵引力来自国家治理的实践需求,研究方法在科学规范中不断迭代,研究对象在更新换代中持续扩散。
在为学术共同体提供知识增量的同时,治理理论研究已成为构建中国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之一。放到更大的坐标系里看,这也是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应有之义。理论的生命力不在于自说自话,而在于能不能解释真实世界、能不能指导真实实践、能不能在跨文明的对话中拿出自己的东西。
回过头来看开头那个场景——地方主官在常委会上讨论网格化管理时的理论尴尬,十年后的今天,这种尴尬正在被一种更从容的学术自觉所替代。工具是自己的,语法也开始是自己的了。这条路还长,但方向已经很清楚。
本文基于(任勇: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新时代枫桥经验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发表于:光明网《治理理论驱动公共管理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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