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涛拍岸的时候,掌舵人想的从来不是风平浪静时的航线。
2023年5月,二十届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一个提法被摆在极其醒目的位置——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并列提出。次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这个组合再次被强调。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两次高层场合聚焦同一组思维方法,信号已经很清楚了:我们面对的局面,正在从"可以预见的风险"向"需要极限推演的极端场景"切换。
这事得这么看——极限思维不是底线思维的简单升级版,它是在底线之上再往下挖一层,把变量推向极端状态,看看系统在那个位置上还能不能站得住。底线思维回答的是"最坏能坏到哪里",极限思维追问的是"如果坏到那个程度,我们的预案够不够用"。两者的差距,就是安全冗余的真正厚度。
从矛盾分析法到质量互变规律,极限思维的方法论底座
有一种读法,把极限思维单纯理解为"多想一步坏情况",这就把它说浅了。它的根子扎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里,尤其是矛盾分析法和质量互变规律这两块基石上。
矛盾分析法要求我们把问题意识推到极致。发现问题不是终点,把矛盾放到极端条件下去推演它的演化路径,才是极限思维的真正操作方式。当前中国发展处在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阶段,如果只看到有利面,那是片面;如果只看到不利面,那是悲观。极限思维要求的是"两点论"的极端化运用——把不利条件推到最极端,然后问自己:出路在哪里?新路怎么开?
值得拎出来单独说一句的是质量互变规律这一层。极限,本质上是量变之"度"的极值。一旦突破,质变就不可逆转。坚持极限思维,核心功夫在于准确判断那个"度"在哪里,把变量控制在阈值之内。但更考验人的地方在于——当质变已经发生时,能不能眼睛亮、见事早、行动快,在危机的裂缝里找到化险为夷的窗口。这不仅是认知问题,更是行动能力的试金石。
从"居安思危"到极限推演,传统文化给了什么
把视野拉回历史纵深,极限思维跟中华文化里的"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是一脉相承的。《左传》里那句"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孔子讲的"安而不忘危",孟子说的"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陈寿总结的"明者防祸于未萌,智者图患于将来"——这些不是道德说教,是几千年来治理经验凝结出的生存智慧。
但极限思维不是把这些古训换个包装重新上市。它的创造性在于,把传统文化中偏重道德自觉的忧患意识,转化成了可操作、可量化、可推演的决策工具。你不再只是"心里想着可能有坏事发生",而是系统性地把变量推向极端,模拟最坏场景下系统的承压能力。这是从"觉悟层面"到"方法论层面"的跃升。
王伟在文中梳理了一条清晰的思想传承链:从毛泽东同志在七大上列举17条困难,到邓小平同志要求"把工作基点放在出现较大风险上",再到新时代"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每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都在用不同的语言,做同一件事: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政策。极限思维,是把这条贯穿百年的精神线索,提炼成了一种可复制、可训练的思维方式。
为什么是现在:三重压力叠加下的思维刚需
把极限思维放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来理解,才能读懂它的紧迫性。
国际层面,大国博弈、地区危机、供应链重构,这些变量叠加在一起,形成的不是线性风险,而是指数级放大的系统性压力。国内层面,改革发展稳定进入深水区,思想碰撞、价值冲突、利益调整,每一项都不轻松。党内层面,“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三股力量交织,意味着我们面对的风险不是单一的、孤立的,而是跨领域传导、跨层级放大的。
这种局面下,常规思维方式的短板就暴露出来了。按部就班的预案、基于历史经验的推演、依赖平均值的判断——这些在风高浪急的时候都不够用了。你需要的是一种能把变量推到极端、把场景设想得比现实更残酷、然后检验系统是否扛得住的思维训练。这就是极限思维的现实功能:它不是为了吓自己,是为了在真正的惊涛骇浪来临时,手里已经有经过极限测试的方案。
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用这个框架来理解。两者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一体之两翼”。但要让这两翼真正协同,必须有一个思维工具来统筹——极限思维恰好承担了这个功能。它要求你在谋划发展时,同步把安全因素推到极限来检验;在制定安全策略时,同步把发展需求推到极限来校准。这种双向极限推演,才能真正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
干部该怎么练这门功夫
落到操作层面,极限思维不是坐在办公室里空想"世界末日",它有一套具体的训练路径。
第一,站稳群众立场。这不是套话。极限场景下,最脆弱的永远是普通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所有预案的终极检验标准,是能不能在极端条件下兜住民生底线。脱离了这一点,极限思维就变成了技术官僚的数字游戏。
第二,提升风险研判的全景能力。风险掌握、识别、分析三个环节,每一个都要"最大限度"——最大限度收集信息、最大限度拓宽视野边界、最大限度关注各领域安全的关联。隐性风险跟显性风险要同时看,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要打通看,一般风险和重大风险要分层看。目的是防止个别风险演化为综合风险、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
第三,强化极限场景的实战训练。从巧渡金沙江、四渡赤水这类历史极端事件里提炼方法论,从苏联解体这类极端教训里吸取治理经验。更重要的是,在日常工作中就养成"把困难想得更多一些、把预案制定得更全面一些"的习惯。抗压心理不是天生的,是反复在极限推演中磨出来的。
第四,完善预警体系。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预防,从事件驱动转向源头治理。国家安全风险评估要定期做、做实做细,重点领域的风险监测预警能力短板要补齐,法律体系、协同机制、责任机制要跟上。
评论员落点
说到底,极限思维考验的不只是认知能力,更是政治勇气。它要求决策者敢于设想最坏的情况,敢于承认预案可能不够用,敢于在太平日子里给自己泼冷水。这种思维习惯,在顺境中容易被当作"杞人忧天",但在变局中就是定海神针。
当前这个历史方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交织激荡,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靠的不是运气,是思维方法的升级。极限思维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能力:在最坏的情况发生之前,你已经把它想透了、练过了、准备好了。当风浪真的来临时,别人在慌乱中找方向,你已经在执行经过极限测试的方案。
这,就是极限思维真正的价值——它不保证风浪不来,但保证风浪来的时候,你不是第一次面对它。
本文基于(代玉启: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发表于:光明网《“极限思维”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要求》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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