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五讨论现代化路径时,很多人盯着产业、财政、就业,容易忽略另一层底盘:我们用什么概念解释中国经验。西方式现代化理论提供过一套分析工具,但用到县域治理、共同富裕、贤能选拔、家庭伦理、粮食安全、文明互鉴时,常常出现术语错位。有事得这么看,不是西方模型不对,而是中国体量可观、历史连续、治理层级复杂,直接套用会出现解释力衰减。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强调自主性,本质不是关门自说,而是把中国实践重新概念化,再用这些概念去服务政策、产业和基层治理。
从西方范式转向中国问题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国内社科研究习惯以移植理论做起点。经济学用成熟市场假设解释转型周期,政治学用选举竞争框架对照干部选拔,社会学用个体权利优先理解乡村家庭结构,结果往往把中国经验削足适履。有一种读法很直接:当经验事实和理论模型冲突,优先修正模型,而不是强行改造事实。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条路径,就是对移植自外部的理论做本土化改造,用中国案例去修正前提、变量和边界。
这事在宏观政策里已经显现。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而是兼顾效率与再分配;基层治理不是单纯缩减政府规模,而是党组织、网格、社会组织、群众自治协同;产业政策不是纯自由竞争模型,而是战略引导、市场筛选、区域协同并行。把这些实践抽象成概念,需要研究人员走出书斋,进园区、进县城、进社区,从招商引资、债务化解、养老服务、信访调解中提炼真问题。理论若只停留在引文和量表,就很难对十五五现实产生支撑。
两创与两个结合提供文化地基
传统文化怎么进现代治理,是自主知识体系的硬骨头。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解决的是传统资源现代适用问题,两个结合解决的是马克思主义与本土文化互嵌问题。只讲马克思主义,容易忽略大一统、民本、贤能、礼法共治这些历史资源;只讲儒学,又容易脱离现代制度、数字治理和全球分工。值得拎出来的是把二者放在同一研究框架里:用唯物史观看结构变迁,用儒家伦理看社会关系,用现代社科方法做量化与制度设计。
具体落地可以分三层。价值层提炼民为邦本、义利兼顾、天下为公等概念,转化为公共服务和分配政策语言;制度层研究郡县传统、监察经验、乡规民约如何与现代法治、审计、网格治理衔接;生活层把家庭伦理、邻里互助、节庆礼仪转成社区治理和德育资源。如此一来,文化根脉不是展览馆里的经典,而是能解释中国社会组织方式的知识素材。
儒学社会科学化补齐跨学科短板
纯哲学阐释儒学,优势在义理;纯历史研究儒学,优势在脉络;但面对现代金融、社保、AI治理、产业链安全,单科视角不够。王学典在多次场合强调儒学社会科学化,核心是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方法重新冶炼儒家资源,让它进入可验证、可建模、可政策化的知识体系。这是一种把“角色伦理”“贤能政治”“道义经济”从价值命题转为分析工具的尝试。
举几个可感知场景。地方选人用人,若只按GDP和招商额评价,会偏离长期治理;引入贤能、民意、程序合规、风险处置等复合指标,就更需要本土干部理论。县域共富,如果只发补贴,不可持续;加入义利兼顾、产业利益联结、村集体资产运营,就能形成更稳模型。人工智能治理,若只套隐私和效率二分,难覆盖中国式家庭、教育、养老数据关系;用角色义务、社群责任补充个体权利框架,规则设计会更贴近现实。儒学研究从哲学单科走向政治儒学、经济儒学、伦理儒学等多科协同,正是自主体系需要的融合方向。
期刊与工程把概念变成生态
理论不能只靠个人文章,要有平台、议题和人才链。《文史哲》和儒学高等研究院这类平台的价值,不在发多少稿,而在设置长期议题。品牌栏目围绕社会形态、文明互鉴、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家思想展开,把非文非史非哲的跨界成果集中呈现;年度人文学术热点、青年学者工作坊、高端论坛把老中青串起来。对实务层来说,这相当于建立一个“概念中试基地”:从经典命题到现代模型,再到政策简报,中间有人做文献、做实证、做比较。
2025年山东大学启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工程,方向更明确:立足当代、挖掘历史、关照现实,突破学科界限,提炼核心概念与理论模型。这类工程的意义不限于高校。对政策研究来说,它提供可复用的标识性概念;对地方文旅和县域文化而言,它把典籍资源转成研学、文创、乡村儒学、社区礼制等产品;对涉外交流来说,它用东方伦理型生活方式、天下秩序、和而不同等概念替代单向西方叙事,增强文明对话的解释力。平台不是垒山头,而是把零散研究变成可检索、可传承、可转化的学术基础设施。
评论落点回到可预期与可执行
自主知识体系听起来抽象,落到十五五实务至少有三件有用的事。其一是干部培训少背西方概念、多学中国案例,政绩考核从单纯速度指标扩到民生闭环、生态底线、债务安全、文化认同;其二是政策评估建立本土指标库,比如县域消费不仅看零售额,也看收入分配、公共服务可达性、数字鸿沟,产业链不仅看产值,也看核心环节替代率、区域配套率;其三是基层治理用传统伦理补现代规则,信访、婚姻、养老、邻里纠纷中,法理之外补情理和角色责任,处理成本会更低。
更长远看,中国学术若持续输出自主概念,企业在跨境投资、标准谈判、数据治理中会有更稳话语。东盟基建、中东能源合作、全球气候谈判,若只用外部理论包装,往往难以说明中国国企、政府引导基金、共建园区、民生协同的合理性。把道义经济、贤能治理、天下为公转成可沟通概念,既能减少误读,也能让中国方案被更多南方国家理解。文化根脉不是保守符号,而是现代治理的增量资源;中国经验不经过概念化,就只能停留在案例集,经过自主知识体系冶炼,才会变成可复制、可教学、可政策的公共知识。
本文基于王学典(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发表于光明日报《聚焦中国经验坚守文化根脉》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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