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新产业刚跑起来,规则还没到位;一桩跨境纠纷涉及多国法律,企业不知道按哪套规则维权;民生领域群众最关心的事,有时却卡在法规空白或条款滞后。进入“十五五”开局,立法不再只是把成熟经验写进条文,而要提前对接科技变革、产业转型和对外开放。这事得这么看,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三条线一起补,本质是用法治把改革、发展、安全拧成一股绳:该破的瓶颈有法律依据,该守的底线有制度护栏,该扩的开放有稳定预期。
一、从“成熟再立”到“急需先立”:立法逻辑换档
过去很长时间,立法习惯等实践跑稳再总结,好处是规则贴合现实,短板是新技术新业态容易形成制度时差。人工智能、低空飞行、自动驾驶、数据流通都在快速商业化,若等事故和纠纷堆多了再补法,治理成本会成倍增加。有一种读法把“加强立法”理解成多发文、多设机构,范围太窄;更合理的入口是分类响应:重点领域补短板,新兴领域设边界,涉外领域建工具,三者共同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十五五”相关立法安排已经体现这种换档。国务院2026年度计划把统筹立改废释、提高立法质效放在前面,围绕统一大市场、金融、民生、绿色转型、国家安全、涉外开放列出项目;全国人大2026计划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民生、生态、司法、涉外等方向,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已按节点推进。值得拎出来讲,立法质量比立法数量更关键。条文写得模糊,基层执行就靠自由裁量;权限划分不清,部门协同就变反复协调。系统思维应先定问题清单,再定由哪一层级、哪一类规则解决,避免“凡是新问题都立大法、凡是老问题都发通知”。
二、重点领域:把改革成果和民生短板同时写进制度
重点领域立法覆盖经济体制、民生保障、生态环保、国家安全、监察司法、人大制度等方面。当前最急的不是另起炉灶,而是让改革决策和立法决策衔接更紧。市场经济方向,企业破产、商标注册、政府采购、招标投标、价格、税收征管、国有资产等规则需要适应新质生产力和统一大市场要求;金融方向,金融法、金融稳定法以及央行、银行监管相关修法,目标是把风险防控、消费者保护、市场出清写进常态制度。
民生方向更讲究可感。医疗保障、托育服务、社会救助、教师法修改、道路交通安全修法,直接关系就医、带娃、上学、出行。这类法律不能只定原则,要把经办标准、地方财力分担、服务半径、监督反馈写细,否则基层有法条没抓手。生态方向,生态环境法典已按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责任附则整合,2026年通过后将多部旧环保法整合替代,标志着环保规则从单法推进转向系统编纂。安全方向则把粮食、能源、产业链、防灾、生产安全等纳入法律边界,做到风险前置而不是事后追责。
有一种偏向要防止:重点领域容易被人理解成“经济类优先、民生类从属”。更稳的做法是按群众诉求强度和技术成熟度双排序,急用先行、成熟就立、滞后就改、冲突就清。沈春耀在法治与改革关系研究中强调重大改革于法有据,落到地方就是新政策出台前先查法律依据,先改不相容条款,再铺实施文件,避免改革跑在法治前面造成合规后遗症。
三、新兴领域:给技术创新设“安全道”而非“减速带”
人工智能、大数据、低空经济、自动驾驶、网络安全、个人信息、生物安全,共同特点是技术迭代快于规则供给。若只鼓励创新不立边界,会出现算法歧视、数据滥采、飞行冲突、自动驾驶责任不清;若只设禁止性条款不給路径,企业和研发机构会转向监管套利。值得拎出来讲,新兴立法不是给产业踩刹车,而是修好车道、信号和应急出口。
操作可分四层。人工智能方面,推进综合性立法研究,把伦理审查、算法透明、安全风险监测、数据合规、责任追究写成框架规则;网络安全法修改已加入促进人工智能安全与发展内容,侧重基础研究、基础设施、伦理规范、风险监测。数据与平台方面,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电子商务等继续细化,重点解决数据权属、交易流通、跨境传输、未成年人保护和平台义务。低空与交通方面,民用航空法修订增加无人机适航审定,低空经济立法研究统筹空域、起降、监管平台;道路交通安全法修改拟纳入自动驾驶规则,明确测试、商用、保险、事故认定。绿色与新兴产业方面,生态环境法典设绿色低碳编,碳达峰碳中和、循环经济、新能源补给可借此形成稳定预期。
地方立法在新兴领域可发挥试验功能,但不宜“一市一标准”造成碎片化。更合理的是中央定底线和接口,地方在无人机航线、AI应用场景、数据交易所、低空起降网络做小范围试点,成熟后上升为全国规则。这样既能让企业预期稳定,也能避免创新因规则真空陷入合规不确定性。
四、涉外领域:把开放举措和斗争工具一起做实
对外经贸、投资、航运、知识产权、制裁反制、数据出境、国际标准对接,单靠国内法或单靠政策都不够。涉外法治的核心,是用系统规则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让企业走出去、外资引进来都有可预期环境。有一种读法把涉外立法理解成“反制专用”,范围太窄;更完整的框架包括基础法、反制法、开放法、司法合作法四类。
基础类以对外关系法、外国国家豁免法搭总体架构;反制类以反外国制裁法、出口管制法、实施规定为主,对单边歧视性限制、长臂管辖、产业链胁迫建立调查、清单、进出口限制、资产冻结等工具。开放类以外商投资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海关法、对外贸易法、海商法、仲裁法支撑高水平开放,海南、浦东、自贸区等授权立法可先试高标准经贸规则;产业安全类通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规定,把关键技术、关键材料、关键物流的阻断应对写成可启动措施。数据与技术合作方面,则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里完善域外适用和跨境协作条款,既保护本国公民组织权益,也满足通用经贸规则下的合规互认。
对企业而言,涉外法律工具箱越完整,遇到海外冻结、歧视性审查、知识产权纠纷时越不被动;对地方政府而言,营商环境不只是减税和审批提速,还包括涉外仲裁、法律查明、合规辅导、标准对接。把国内法治和对外法治统筹起来,开放才不是“敞开口子”,而是有规则、有底线、有救济。
评论员落点
实务层抓三类立法,可压成四张清单。问题清单:每年梳理改革、产业、民生、开放中的法律空白和冲突点,分急用、近期、中期三档,不把所有问题都挤进年度大法。协同清单:人大、政府、司法、行业主管部门、地方试点建立立项会商,重点解决新兴领域“谁管算法、谁管空域、谁管数据跨境”的权责交叉。质量清单:每一件法律草案写明立法目的、适用范围、公民组织权利义务、监管权限、过渡期安排和评估机制,杜绝原则话多、可执行性弱。涉外清单:按对外投资、外贸合规、制裁应对、知识产权、争议解决建立企业服务包,把法律文本转成合规手册和案例库。
对立法机关而言,重点是统筹立改废释,不让旧法拖新事;对政府部门而言,重点是重大改革先找法律依据,避免“先干后补票”;对市场主体而言,重点是从法律稳定性判断投资周期,不再因规则频繁变动重做商业模型。重点领域兜住基本盘,新兴领域留出创新空间,涉外领域守住外部风险,三方面同时用力,“十五五”法治供给才能从文本走向治理实效。
「本文基于沈春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发表于民主与法制社/《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与实践》专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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