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视野拉到世界地图前,一个问题会自然浮现:当中国已经成长为体量可观的经济体,我们究竟该用什么样的知识工具去理解周围这些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看似学术,实则关乎每一个关心宏观走向的人。过去我们习惯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归类,但世界早就不是那个静态的世界了。今天,从东南亚的产业链重组到中东的能源转型,从非洲的数字基建到拉美的资源博弈,一条新的叙事主线正在成形——全球南方不再是被动接受规则的边缘地带,而是正在成为重塑世界经济格局的关键变量。
这事得这么看:要真正读懂全球南方,不能只靠外交辞令或者新闻里的碎片化信息,需要一套更硬核的分析框架。
有一种读法值得拎出来:把全球南方当成一个政治经济学命题,而不是一个地理标签。很多人听到“全球南方”会本能地想到反殖民、求发展的政治叙事,这没错,但只说对了一半。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切入,全球南方之所以成为一个有解释力的概念,核心在于它触及了一个根本问题——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发展不平衡究竟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些国家被锁定在产业链低端,有些国家却能实现跨越?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能靠就国别谈国别,也不能靠就经济谈经济,而必须回到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结构性分析传统中去找。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展开的“六册计划”,已经把思路说得很清楚:资本主义不能从单一民族经济体的角度来理解,必须从世界发展的整体运动来把握。这种整体性根植于国际分工,根植于资本的全球扩张本性,也根植于价值创造与分配的全球性结构。沿着这条线索往下走,后来的世界体系论、“中心—外围”理论、依附理论与不发达理论,其实都在做同一件事——证明不发达不是落后国家内部单独发生的现象,而是嵌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结构性结果。所以,当我们今天谈论“全球南方财经研究”时,这里的“财经”二字绝不能狭义理解为财政、金融或者一般经济事务,它应该被理解为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世界经济结构、资本运动、价值分配以及制度演变。只有在这一层面上,相关研究才真正具备穿透力。
值得拎出来的是,中国的崛起本身就在倒逼理论更新。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经济从相对落后的起点出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又在改革开放后深度融入世界市场,最终实现全面崛起。这个过程的独特性在于,它既不是西方现代化路径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封闭条件下的自我循环,而是在资本主义占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中,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大国实现发展的道路。这就提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命题:如何将当代中国关于高水平开放、新发展格局、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念,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分析传统结合起来,并进一步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衔接,形成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不是书斋里的游戏,而是关系到中国能不能用自己的理论工具去解释世界、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课题。
再把目光拉回现实。今天的全球南方,早已不是1960年代“七十七国集团”那个意义上的全球南方了。内涵、地位和运行逻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过去,南方国家主要围绕独立、反殖民、反压迫展开,强调在国际政治中的集体发声。而今天,随着中国崛起以及南方国家整体经济实力的上升,南南关系正在由政治声援转向务实合作。早期那种面对强权体系时的共同发声当然仍有价值,但单纯停留在政治意义上的互相支持已经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推动能力建设、发展合作、产业协同、金融联通和制度对接。
全球南方正在向制度化网络演进。在多边体系受到侵蚀的背景下,区域主义与跨区域合作机制不断强化,南方国家之间正在形成新的合作网络、制度安排与治理平台。与此同时,全球南方正由争取道义公平转向参与全球公共品供给和治理规则制定。过去更多是要求“被看见”、要求“有席位”,而现在更重要的是如何共同塑造规则、提供公共品、参与全球治理过程。全球南方也在由单纯的集体性发声转为更具组织能力和引领能力的发展格局。特别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南方国家在全球贸易、投资、产业链和创新网络中的地位已经发生实质性变化,全球南方不再只是传统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地带,而是正在成为重塑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这事得这么看:全球南方内涵的变化并不是孤立发生的。它之所以重要,恰恰在于全球北方也在经历深刻变化,国际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美国正在重新定义自身的全球角色,这种调整不能仅停留在个体政治人物的风格层面,而必须看到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基础、资源配置逻辑以及全球领导方式的转变。美国对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方式、对盟友体系的界定、对外部竞争格局的判断,都在发生重要变化。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围绕经济前景、科技竞争、产业政策与金融风险的讨论,也正在深刻影响全球南方的发展环境。欧洲同样处于关键转折点,无论是地缘政治冲击、能源格局重组,还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的压力,都在促使欧洲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模式。一个缺乏持续创新能力、缺乏资源整合能力的区域共同体,其未来地位必然受到挑战。全球北方内部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也在逼近新的临界点,旧有秩序的松动迹象已经显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南方内部的调整与全球北方内部的重组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世界体系进入全面重塑阶段。这一重塑的根源,归根到底仍然在于资本流动、经济发展和技术革命的深层推动。正因如此,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判断,不能脱离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
值得拎出来的是,对于中国的政经观察者和实务层来说,理解全球南方财经研究,本质上是在理解一个更大的命题: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什么样的世界知识?当中国企业出海、当人民币国际化推进、当“一带一路”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需要的不再是零散的国别报告,而是一套能够解释世界经济结构变迁、能够预判南北关系走向、能够支撑战略判断的分析框架。这套框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根基,同时吸纳区域国别研究的实证积累,最终服务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但方向已经清晰——只有真正理解了世界,才能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里,找到确定性的坐标。
本文基于(刘元春: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发表于:光明网《全球南方财经研究的学理基础与现实逻辑》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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