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刷招聘软件的人大概都有一种说不清的错位感。同一周的新闻里,头部云厂商刚宣布算力集群再扩容三成,可自己投出去的十几份简历却连面试邀约都稀。财富总量明明在一个劲往上拱,可落到个体身上的岗位水位,却在悄悄退潮。这种拧巴,不是哪一家企业的人事波动,而是这一轮智能技术周期埋得最深、也最容易被总量数据盖住的一条暗线。
过去几十年理解增长,大家心里都揣着一个朴素预设:只要机器转起来、产出做上去,分蛋糕的事自然会跟着顺。可当大模型嵌入研发调度、客户运营、供应链排产之后,这条惯性逻辑正在被悄悄改写。资本要素一旦搭上通用算法的便车,传统教科书里那条“边际报酬递减”的硬杠杠就开始松动。一套模型训练完,复制出去的边际成本无限趋近于零,资本回报率不随规模摊薄,反而越滚越厚。这事得这么看,技术红利的第一阵风,先吹向握有算力、数据和确权规则的那一端,而不是握着扳手和键盘的绝大多数。
顺着这条线往下拆,全球收入分配其实已经拐进一个陌生区间。不少研究跟踪下来能看到一个很扎手的轮廓:平台类通用岗位的招聘总量在缩,少数算法架构、算力运维类岗位薪酬冲上天,中间层整片整片地塌下去。相对差距拉大的同时,绝对差距也在同步撕开。顶层那百分之一攫走新增财富的大头,普通工薪的实际购买力却没跟上。西方社会里那些反建制投票、对公共政策越来越高的不信任票,表面读成政治情绪,剥开壳全是分配账。有一种读法,把十多年前“占领华尔街”到后来欧洲几条大道上的静坐,看成同一套极化结构在不同时点的回声,不是情绪宣泄,是结构在说话。
再往地缘那一层看,眼下这轮逆全球化浪潮,也不能只拿关税清单和供应链吵架来解释。产业往外迁、本土制造空心化,叠加上算法对白领事务性岗位的替代,社会中间层就空出来了。资本精英、教育精英、文化精英慢慢长成一个高度重合的小圈子,代际流动的梯子变陡,普通人往上走的通道收窄。技术一旦把人群切出两个几乎不对话的阵营,治理上的张力就不是靠几轮短期刺激能抹平的。值得拎出来提醒一句,我们谈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目光容易锁在地缘博弈和科技竞速上,可它下半场真正卡脖子的硬变量,恰恰藏在劳资契约被重写的那个缝隙里。
把镜头切回国内,叙事就不能直接套西方剧本。我们经济底盘的骨架,始终是以制造业为载体的实体经济。这里有个很容易走偏的误读,好像搞新质生产力就得把传统产线腾笼换鸟换得干干净净。其实两件事并不打架。前沿产业往上探高度,传统制造往下扎厚度,生活性服务业同步扩容提质,三条线本来就该并行着走。真正要警惕的是另一种拧巴:分配弦绷得太紧,居民手里的消费意愿就托不住庞大的工业产能。生产体系跑得再利索,终端消化不掉,价格信号和库存就会反过来压利润、压用工。所以产业结构往服务化转、需求结构往消费主导转的这个关口,市场主体之间怎么合作、怎么分利,得重新磨合一遍。
磨合的主轴,绕不开劳资关系的再定义。技术会改写人机边界,可调控真正的锚,始终落在劳动者相对的议价能力上。劳动报酬是绝大多数家庭收入的主源,初次分配里劳动份额这根线,其实比GDP增速更值得盯。这两年企业端普遍承压,不少人担心这时候提劳动报酬会挤占企业生存空间,顾虑不是没来由。可反过来想一层,企业利润和劳动所得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零和,消费端如果长期起不来,产出的东西最终卖给谁?正因如此,哪怕经营压力还在,劳动报酬占比这根底线也不能松。一线岗位的薪酬托底、高技能人才的专项激励、技能创新类的分红安排,都应当嵌进行业工资集体协商的制度框里。劳动和技能作为要素参与分配,不是福利施舍,是给整个内需循环装一个不轻易跳闸的稳压器。
制度要落地,终究得靠法治化的协商能力托底。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不能只停在指导意见的纸面上,要落到区域、行业、企业多层嵌套的协商机制里。技术蓝领怎么评、新就业形态里那些标注员和调度岗怎么认定劳动贡献,这些细碎到不起眼的议题,恰恰是宏观治理最实的抓手。
再往外推一层,就到了社会治理的底线逻辑。既然算法本身自带分化倾向,政策思路就不能只顺着增量做文章,得倒过来,从兜底线往上搭。一个社会在智能浪潮里稳不稳,不看头部科技公司的市值曲线,看基本公共服务兜得实不实。财政职能的重心,有必要从早年偏重基建铺摊子的建设型逻辑,慢慢往公共服务型转一转。欠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基层医疗、县域养老,最好能挂上跟GDP联动的刚性支出下限;直达家庭的转移支付再密一些、路径再直一些。广覆盖、保基本,把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网织起来,居民手里的预防性储蓄才敢松一松,消费才不是喊口号喊出来的,是账本松绑松出来的。
这块最不能跳过的,是县域和乡村那一段。农业农村现代化补的不只是产业链短板,更是分配结构里的短板。基础养老金稳步往上抬、县域层级的再就业培训实打实铺开,这类动作短期不出彩、上不了热搜,却是熨平技术冲击最厚实的那层垫子。被算法替代的岗位一定会来,这是确定项,但被替代的人能不能三个月内转岗、能不能凭新技能重新站回劳动力市场,完全取决于现在这套公共职业培训网织得够不够密。与此同时,财产转移环节的税率调节也得跟上技术演进的节奏,劳动供给潜力再挖一挖,整体劳动参与率托一托,一收一放之间,阶层不至于被技术甩出太远的距离。
回头看开头那个电梯间里的错位感,答案其实不在算法激不激进,而在分配制度织得密不密。这一轮我们推进新质生产力,和西方上一轮信息革命走得最不一样的路,就是工具箱里始终留着共同富裕这根定海针。不幻想技术红利自动涓滴,也不走到把创新束手束脚的另一个极端,而是把初次分配、再分配、公共服务兜底三层通道一起理顺。速度让位于秩序,效率对接公平,这样的增长叙事,才经得住长周期的回看。
本文基于(万海远: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加快优化生产主体间合作关系》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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