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智能网联汽车企业要把研发数据、用户行驶数据和售后日志传回海外总部,国内团队按产品迭代需要出数据,目的地团队按当地监管要审计,结果两边规则对不上,项目卡在出境评估。一家跨境电商想把国内供应商、海外仓和支付流水做成统一账务,却遇到个人信息出境、税务凭证和电子合同管辖三地不一致。一家制造企业赴海外投建工厂,东道国突然调整安全审查、补贴资格和劳工标准,国内法务来不及做前置合规,订单和融资同时承压。三类场景放在一起,说明开放已不只是关税和渠道问题,规则、数据、争端、安全审查会同时决定项目能不能落地、利润能不能回流。这事得这么看,制度型开放若只谈扩大准入,不把法治保障配齐,企业走出去会反复踩坑;高水平安全若只谈设防线,不把规则对接和纠纷解决做细,外资也会因预期不稳而观望。
有一种读法把涉外法治理解成“多签协定、多聘律师”就够。实际更容易跑偏到另一头:国内立法对标高标准规则只做原则宣示,市场准入、数据分类、知识产权救济没有操作细则;企业出海只让海外律所写备忘录,国内不建合规台账,遇到出口管制、长臂管辖、专利诉讼才补材料;数据跨境只走安全评估单一路径,不区分一般业务数据、重要数据和个人信息,审批周期拖累模型训练;商事纠纷只信境外仲裁,国内国际商事法庭、调解、仲裁联动不用,争议解决成本居高不下。更稳的框架分四本账:规则账看制度型开放与高标准经贸规则衔接,解决“进得去”;安全账看数据、技术、产业、金融分类审查,解决“守得住”;主体账看外资准入、企业经营、出海合规全周期服务,解决“预期稳”;争端账看诉讼、仲裁、调解、跨境司法协助,解决“出了事有人管”。四本账合起来,开放和安全才不是两头各搞各的,而是用法治做成动态平衡。
制度型开放的核心是从要素流动转向规则兼容。当前对接高标准经贸规则,重点不在口头承诺,而在知识产权、数字产品、跨境服务贸易、国营贸易、劳工与环境、补贴透明等模块做国内法转化。CPTPP、DEPA等协定对数字产品非歧视、电子传输、数据流动、市场准入提出细要求,我国已组建加入DEPA专门工作组并开展多轮谈判,与CPTPP成员保持沟通。可操作路径是分层落地:自贸试验区、海南自贸港等先做压力测试,把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外资准入、知识产权快速维权、国际商事仲裁规则本地化;一般地区先做全国统一大市场、公平竞争审查、政务透明和判决执行,减少地方保护导致的规则摩擦。海南近年出台外商投资条例、知识产权条例和国际商事仲裁规定,在外资主体资格免公证认证、未注册驰名商标跨类保护、临时仲裁等方面对接通用规则,这类地方试验的价值,是把“国际高标准”翻译成国内可执行的审批、证据、救济流程,不像空喊开放口号。值得拎出来的是,规则对接不是全盘照搬,涉及数据主权、公共安全、关键基础设施的部分应保留必要例外和安全审查,用负面清单加白名单替代一刀切限制。
数据、技术与产业链安全,是开放环境下最容易被低估的一段。数字贸易、人工智能、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都依赖跨境数据,但重要数据界定、个人信息出境、算法和源代码保护若不清,企业要么过度保守不敢传,要么粗放传输出事故。我国已建立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数据出境安全评估、标准合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等路径,近期又出台规范和促进数据跨境流动规定,多地探索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上海把自贸区、临港及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扩展到全市,细化航运、气象等场景,北京、广东在大模型和湾区个人信息跨境上做专窗、标准合同备案,思路是从“全量严审”转向“按场景、按级别、按主体”分类。技术安全侧,出口管制、反外国制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要形成事前清单、事中申报、事后救济:对关键技术、关键矿物、高端芯片、AI模型权重建立分类管控;对外资并购、境外上市、云服务和算力合作做安全审查;对单边制裁和不当域外管辖,用反制、阻断、司法认定三线配合。孔庆江在相关涉外法治研究中强调以精准制度设计防开放风险,转成实务就是数据先分类、技术先定级、供应链先画地图,再决定哪些可跨境、哪些可合作、哪些须保留境内。
经营主体需要全周期法治服务,不只是打官司。外资企业关心准入透明、知识产权、合同履行和纠纷管辖,新兴云计算、金融科技、基因医疗等领域尤其需要监管边界稳定。可做的是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瘦身”,同步公布审查标准、办结时限和申诉渠道;对知识产权实行惩罚性赔偿、快速确权和跨境取证,减少“侵权成本低、维权成本高”;对中外合资、独资医院、增值电信、教育文化等新业态,监管规则提前发布,不搞事后补文。内资企业出海更重前端:投资东道国做法律、税务、外汇、劳工、环保、反腐败六张图;签署海外并购、工程总包、数据服务合同前做受控技术、出口管制、个人信息、商业秘密四项审查;日常用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更新国别风险。司法部已推动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对外投资等急需立法,并建设线上线下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深化国际商事仲裁中心。对中小企业,不宜要求自建全球法务部,可用行业合规模板、共享律师池和出口信用保险联动;对大体量企业,设首席合规官、数据保护官和海外权益专员,把合规从事后救火变成项目立项条件。
争端解决和跨境执法,决定法治有没有“牙齿”。开放越深,商事纠纷、婚姻继承、海事海商、知识产权、刑事处罚移送都会增加。我国已签署92个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年均办理国际司法协助请求3300多件,与77个共建国家司法和法律部门交流;国际调解院已开业,最高法推进国际商事调解、仲裁、诉讼衔接。可操作的是三层:国内设国际商事法庭、专门知识产权和海事审判机制,提供中英文程序、证据规则和判决执行预期;跨境用司法协助条约做送达、取证、判决承认执行,对电诈、洗钱、腐败、引渡建立快速通道;企业端推“一站式”解纷,合同订中国法或约定仲裁地时,同步写调解前置、保全和跨境执行方案。上海海事法院在某起货物运输合同案中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判决外方不得因非法单边制裁拒绝履约,并赔偿托运人损失,说明司法不是只讲程序,也能在外部不当压力面前维护供应链和合同稳定。对地方政府和自贸片区,宜把“涉外纠纷平均处理周期、仲裁裁决执行率、司法协助办结率”纳入营商环境考核,不把外资项目数量当唯一成绩。
评论员落点
把高水平开放与高水平安全用法治绑在一起,不宜再比外资项目数、出海企业数、规则谈判场次这些单点指标,而把五件事钉死。立法侧,制度型开放按CPTPP、DEPA、RCEP分模块做国内法转化,知识产权、数字贸易、跨境服务贸易、补贴透明、国营企业规则出台实施细则;数据、出口管制、反外国制裁、产业链安全、对外投资形成急需立法清单,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对外投资等规则尽快落地。数据侧,建立全国通用加自贸片区补充的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按重要数据、个人信息、商业技术数据三级管理;安全评估、标准合同、认证、白名单并行,智能网联汽车、医疗、金融、跨境电商分场景出合规包,不把全部数据走同一条严审通道。主体侧,外资用“负面清单+准入前国民待遇+知识产权快速维权”稳预期,内资出海用国别法律、税务、外汇、制裁、数据五张图做前置合规;中小企业给模板和共享服务,大企业设合规官和数据官,海外投资前先过安全审查和技术出口审查。争端侧,国际商事法庭、仲裁、调解、司法协助一体化,重点国别设海外权益保护中心;涉海事、供应链、反制裁案件建立典型案例和保全绿色通道。治理侧,参与数字贸易、绿色标准、人工智能、知识产权通用规则制定,用中国方案提出数据分类分级、碳核算互认、跨境电子证据等细则;对内统一涉外执法标准,对外扩大司法协助和引渡覆盖面,避免择案合作、择地起诉。对决策部门,少看开放规模增速,多看规则对接率、合规事件率、纠纷执行率、安全审查命中率;对企业,少追短期海外订单,多把标准、数据、专利、合同和本地法律人才做成长期资产。规则通、数据安、主体稳、争端快、治理有声量,开放力度和安全强度才能真正同频,不一边放开口子、一边留下隐患。
「本文基于孔庆江(中国政法大学涉外法治研究院研究人员)发表于《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与实践》专刊《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安全的法治保障》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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