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演进史,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制度互鉴史。从古丝绸之路上商队携带的法律文书,到近代各国治理模式的相互参照,法治从来不是孤岛。今天,当百年变局撞上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深层重构。有意思的是,这场重构的核心议题之一,恰恰回到了一个古老命题:不同文明的法律智慧,到底能不能真正对话?
这事得这么看——真正的法治文明交流,从来不是把别人的规则照单全收,而是两种智慧体系之间的相互辨认。你认识我,我理解你,然后各自生长。这中间的微妙之处,正是当下中国法治建设最值得关注的叙事线索。
从"抄作业"到"出方案"的角色转换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法治建设的叙事主线是"学习"。大陆法系的体系化立法技术、英美法系的程序正义理念、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估指标,都曾是参照系。民法典编纂借鉴了德国民法传统,知识产权保护对接了国际高标准规则,营商环境改革参考了世行评估框架——这些都不是秘密。
但值得拎出来说的是,这种借鉴的底层逻辑已经变了。过去是"缺什么补什么"的追赶心态,现在更像是一种主动的比较视野。你站在自家院子里,看看别人家怎么修篱笆,不是为了照搬,而是为了更清楚地知道自己这块地的边界在哪里。
中华法系曾经是东亚法治文明的源头,《唐律疏议》影响了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的立法进程。那种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理思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价值追求,放在今天依然有生命力。关键在于,怎么把这些传统资源翻译成现代法治语言。这不是简单的"古为今用"四个字能概括的,它需要一种更深层的创造性转化——把古人的治理智慧,变成今天制度设计的底层逻辑。
这个转化过程,恰恰需要一面"他者之镜"。你只有看到别人怎么处理类似问题,才能更精准地定位自己的传统里哪些东西是真正独特的、有当代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交流互鉴不是向外看,而是通过向外看来完成一次向内的深度确认。
当"调解"成为国际公共产品
2025年10月,一件在国际法治领域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发生了:中国作为首倡国和东道国,推动国际调解院正式成立。这是全球首个专门致力于调解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这事的分量,得放在全球治理的大背景里掂量。长期以来,国际争端解决机制以诉讼和仲裁为主,底层逻辑是"你输我赢"的对抗式思维。而调解,尤其是中国语境下的调解,背后站着的是和合共生、兼容并包的价值理念。它不是不分是非的"和稀泥",而是一种在承认分歧的前提下寻求共识的智慧。
有一种读法认为,国际调解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开始从国际规则的"接受者"转向"供给者"。这个判断大体成立,但还可以再往前推一步:它意味着中国法治文明中的某些核心理念,正在被提炼为可供国际社会使用的公共产品。这不是输出模式,而是提供一种选项——在对抗之外,还有对话;在零和之外,还有共生。
类似的例子不止一个。从《巴黎协定》到《生物多样性公约》,从世贸组织改革到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方式越来越主动,也越来越有"方案感"。这种方案感的来源,正是中外法治智慧深度融合后的产物——既吸收了国际通行的规则逻辑,又携带了中国法治文明的基因。
从"比规则"到"聊价值"的深层转向
过去谈法治交流,往往绕不开一个词:移植。好像法治建设就是去别人家挑几样好用的制度搬回来。这种思路在特定历史阶段有其合理性,但局限性也很明显——制度是有文化土壤的,同样的条文,换个地方可能长出完全不同的果实。
现在的趋势,是从规则层面的比对,走向价值层面的对话。这不是一个修辞上的变化,而是实质上的升级。规则可以比较优劣,但价值需要相互理解。你为什么这么设计?你背后看重什么?你认为什么是"好的治理"?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正是这些问题的交流,构成了文明互鉴的真正内核。
从单一参照系到多元坐标系的转变,也在同步发生。过去主要看欧美,现在视野拓展到了全球各个角落。非洲国家怎么处理土地纠纷?东南亚国家怎么平衡传统习惯法与现代商法?中亚国家怎么在宗教法与世俗法之间找到平衡?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中国来说同样有参考价值——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理解合作伙伴的法律文化,本身就是一种软实力。
截至2024年底,中国律师事务所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设立了73家分支机构。这个数字背后,是无数具体的法律服务场景:帮中国企业理解当地合规要求,帮外国企业适应中国监管环境,帮不同法域的当事人找到共同接受的争端解决方案。这些微观层面的互动,比任何宏观叙事都更能说明问题——法治文明的交流,最终要落到每一个具体的人、具体的案子、具体的商业决策上。
微观治理:法治交流正在"落地"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法治交流的议题正在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治理。过去聊法治,容易上到法学理论、宪法原则这些"云端"层面。现在聊的更多是具体场景——数据跨境流动怎么协调规则?人工智能的伦理边界怎么划定?跨境电商的消费者权益怎么保护?营商环境优化怎么对标国际指标?
这种转向不是"降级",反而是"升级"。它意味着法治交流不再停留在纸面上,而是直面全球治理的前沿难题。当各国法官坐在一起讨论智慧法庭建设,当检察官交流打击跨国犯罪的经验,当学者争论算法歧视的法律规制,这些场景里的每一次对话,都在为制度创新积累素材。
更关键的是,微观层面的交流更容易产生"获得感"。企业感受到的是合规成本降低了,当事人感受到的是争端解决效率提高了,普通民众感受到的是跨境消费更有保障了。这些具体的改善,比任何口号都更能凝聚共识。
人才与平台:让对话持续下去
任何交流,最终都要落到人身上。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已经从"懂外语的法律人"升级为"政治立场坚定、专业素质过硬、通晓国际规则、精通涉外法律实务"的复合型人才。这个标准的提升,本身就说明了交流深度的变化——你不仅要懂自己的法,还要懂别人的法;不仅要懂法律条文,还要懂条文背后的文化和政治逻辑。
平台建设的逻辑也类似。从高端战略对话到司法实务交流,从法治文化传播到青年人才互访,一个多层次、常态化的对话网络正在成型。这个网络的价值不在于"开会",而在于持续性的知识生产和关系积累。每一次论坛、每一场培训、每一篇联合研究报告,都是在为下一轮更深层次的交流打底。
中外法治文明的交流互鉴,说到底是一场关于"如何治理"的文明对话。它不追求统一模式,不预设标准答案,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寻找共识,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推动进步。这条路不会一帆风顺,但方向是清晰的——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法治秩序,需要所有文明的法律智慧共同参与构建。
本文基于(姜泽廷:中国政法大学党委书记)发表于:光明网《中外法治文明交流互鉴的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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