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跟几位在政策研究机构工作的朋友交流,大家不约而同提到一个现象: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深层矛盾逐步显现,很多过去屡试不爽的经济分析框架,突然显得解释力不足。无论是研判宏观走势,还是设计产业政策,都迫切需要有更贴合中国实际的理论工具。这背后折射出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中国经济学自身,正处在一个需要系统性重构的关口。如何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已经不是书斋里的抽象辩题,而是关乎政策实效和治国安邦的必答题。
这事得这么看:理论的生命力从来都源于对真实问题的回应,而不是概念内部的自我循环。回溯历史,马克思当年从法律和哲学研究转向经济问题,绝非书斋里的兴趣迁移,而是被资本主义现实中尖锐的矛盾所推动。他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在聆听时代声音、回应时代呼唤中,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今天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同样需要这种直面问题的勇气。有一种读法,是把“坚持问题导向”仅仅当作一句政治正确的套话,但真正的坚持,是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出发,提炼出属于这个时代的重要概念、范畴和重大命题。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之问”,为新时代的研究标定了清晰坐标:中国之问是立足点,要求研究扎根中国大地;世界之问是视野要求,要求研究具备全球眼光;人民之问是根本立场,要求研究始终以人民为中心;时代之问是核心主题,要求研究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这条主线。这四个维度叠合在一起,意味着中国经济学不仅要研究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规律,还要研究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面对当前复杂局面,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已经成为绕不开的紧迫任务。
值得拎出来细说的是,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已经过了“要不要建”的讨论阶段,现在真正需要破题的是“怎么建”。方法论上,习近平经济思想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对新时代经济发展实践作出的系统理论概括。具体来说,像新质生产力、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这些重大标识性概念,以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新内涵、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原创性理论,都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开展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重要基础。这些概念和理论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从发展实践中抽象出来,又指导实践的结晶。同时,“两个结合”是必须答好的必答题。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意味着经济学研究既要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又要深入研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践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这里头,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是关键一跃。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要求形成对经济领域各方面的规律性认识。只有立足经济领域各方面发展实践,在全面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中,才能搭建起自主知识体系的“四梁八柱”,让理论真正立得住、传得开。
有一种读法,容易把知识体系构建看成纯学术的智力活动,忽略了人才和教材的支撑作用。事实上,学科体系同教材体系密不可分。学科体系建设上不去,教材体系就上不去;反过来,教材体系上不去,学科体系就没有后劲。原创性教材作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载体,对培养学科后继力量具有关键性作用。教材建设的过程,本身就是培养师资队伍的过程。像国内率先出版的“中国系列·经济学”原创性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就形成了老中青相结合的师资梯队。随着这类教材的陆续出版,根植于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师资队伍逐步形成,为理论切实融入教学实践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加强教材建设,最终要落脚到经济学人才的培养上。我国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有特定特质的经济学人才:他们以坚持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思想根基,有坚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富有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这些人才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后备军,是更好回答“四个之问”的主力军。加速推进经济学人才自主培养,不仅要加快原创性教材建设,还要加快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学科交叉融合转化、人才培养模式转化等。这些任务既繁重又迫切,需要经济学工作者增强责任感使命感,以时不我# 我待的紧迫感贡献力量。
回头梳理这条脉络,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从来都不只是学术圈内的智力游戏。它直接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给出既符合经济规律又体现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对于实务层来说,读懂这条政策叙事,有助于在宏观研判和具体执行中,把握住“自主”二字的深意——不是闭门造车,而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在开放中构建自己的理论坐标系。当经济学研究真正从问题中来、到实践中去,它才能成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工具。这或许就是当前政经领域最值得关注的深层主线之一。
本文基于(刘凤义: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经济学答好“四个之问”的三个维度》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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