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地新上任的书记,头三个月跑了全县三分之二的村子,笔记本上记满了村民的饮水、修路、孩子上学这些"小事"。有人劝他,先把GDP搞上去,年底考核才好交差。他没接话,转头把一笔准备上"形象工程"的资金砍了,拿去修了几座山区的蓄水池。年底排名确实不好看,但第二年汛期,那几个村没再出现饮水告急。这事后来被上级调研组写进了报告——真正的政绩,往往不在报表里,而在老百姓的饭碗里。
把视线拉回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在《史记》里专门辟出一卷《循吏列传》,给那些"奉法循理、以教化安民"的官员立传。这个体例后来被历代正史沿用,《汉书》有《循吏传》,《晋书》《宋书》有《良吏传》,各地府州县志里还有《名宦传》。宋代费枢甚至编了一部《廉吏传》,把历代清官廉吏的为政风范系统梳理了一遍。这些史册里的人,有一个共同特征:不慕一时声势,不搞浮华虚功,以安民利民为根本,以清廉守正为底线,以久久为功为追求。他们的德政实绩,经得起民心检验,也经得起历史考验。
这事得这么看:这些古代循吏留下的,不只是几段佳话,更是一套完整的"政绩观操作系统"。今天讲正确政绩观,讲"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讲不搞"形象工程"、不追求"数字泡沫",其实都能在这些古人的实践中找到原型。
有一种读法值得拎出来:古代循吏最核心的信念,是"以百姓之心为心"。这五个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要命。西汉召信臣当南阳太守的时候,没有坐在府衙里批公文等汇报,而是直接扎到田间地头,主持兴修了能灌溉三万顷农田的水利工程。三万顷是什么概念?放到今天,大概相当于两三个县的耕地面积。当地百姓敬他如"父母官",不是因为他喊了多少口号,而是因为水渠通了,地能浇了,肚子能吃饱了。宋代理学家程颢在地方任职,把"视民如伤,若保赤子"挂在书房里当座右铭——把百姓当作受伤的人来体恤,当作初生的婴儿来呵护。他离任那天,百姓哭声震野,不是演的,是真舍不得。明代况钟到苏州当知府,面对的是豪强横行、奸吏弄法、赋役繁重的烂摊子。他铁腕治吏、平反冤案、减免苛捐,拿实实在在的惠民之举换来了百姓的拥戴。
值得拎出来讲的另一层是,这些人的"政绩"从来不是靠报表堆出来的,而是靠脚底板走出来的。
《循吏列传》里排第一位的孙叔敖,主持修建期思陂和芍陂两大水利工程,前后花了好几年才见到成效。放在今天,这种"任期内看不见成果"的工程,有几个干部敢拍板?但正是这两座陂塘,奠定了楚国的"粮仓"根基,让楚国兴盛了上百年。宋代张咏两任益州太守,干了一件当时很得罪人的事:他预判到茶业官营的长远弊端,力劝崇阳百姓把茶树拔了改种桑麻。老百姓当时不理解,觉得好好的茶树凭什么要拔,怨声载道。但几十年后,周边产茶区因为官营政策陷入困境,崇阳的桑麻产业却让当地人衣食无忧。张咏的眼光,是穿越了一个甲子的。白居易在杭州,不修楼堂馆所,不办大型庆典,而是疏浚六井、修筑湖堤——既解决饮水,又保障灌溉,一千多年后西湖还在。苏轼更不用说了,杭州的苏堤、惠州的农具推广、儋州的书院,哪一样是"短平快"项目?哪一样不是他贬谪期间顶着政治压力干的?
这事得这么看:真正的实干家,从来不追求"立竿见影"的政绩,他们追求的是"十年后还在"的政绩。
再往深里说一层。清廉这件事,在古代循吏的叙事里不是"道德加分项",而是"政绩前提"。没有清廉的操守,再光鲜的政绩也可能沦为谋私逐利的工具。东汉杨震那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是表演给谁看的,是他真的把"不拿不该拿的东西"刻进了骨头里。西晋吴隐之到广州当刺史,当地有口"贪泉",传说喝了就会贪得无厌。他偏要当众喝一口,用行动告诉世人:贪不贪在人不在水。在任期间整顿吏治、革除奢靡,岭南政风为之一变。清代于成龙更绝,当了一辈子官,布衣蔬食,清贫自守,所到之处却能做到吏治清明、百姓安定。他不是靠"清"来标榜自己,而是靠"清"来保证权力不被异化——只有自己干净,才有底气去碰硬、去改革、去为百姓争利益。
把这套逻辑平移到今天,道理是一样的。一个干部如果自身不干净,他推的项目再大、数字再好看,老百姓心里都有一本账。政绩观歪了,根子上是权力观歪了;权力观歪了,根子上是价值观歪了。
值得拎出来讲的是,古代循吏身上还有一种今天特别稀缺的品质:不把"任期"当"界限"。很多古代良吏在任时间并不长,但他们做的工程、推的制度、兴的教化,影响往往延续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他们想的不是"我走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而是"我走之后这片土地能不能更好"。这种"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恰恰是今天一些地方最缺的。有的地方换一任领导换一套思路,前任种的树后任砍了种花,后任种的花再后任又铲了建广场——这不是政绩,这是折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古代循吏留给今天的,不是几个可以照搬的"古法",而是一种思维方式:做官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往上走的时候简历好看,还是为了让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变得更好?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你会选择修蓄水池还是修广场,会选择拔茶树还是保桑麻,会选择疏浚西湖还是盖楼堂馆所。
向史求源,不是泥古不化。司马迁写《循吏列传》,不是为了让人回到汉朝当官,而是为了确立一种标准:什么叫好官,什么叫实绩,什么叫经得起检验的政绩。这个标准穿越了两千年,到今天依然锋利。新时代的党员干部面对的考题比古代复杂得多——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绿色低碳、基层治理现代化,每一个都是硬骨头。但不管考题怎么变,评分标准没变:人民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始终是那把最终的尺子。
古代循吏用一生回答了一个问题:为官一任,到底该留下什么?答案不是碑文上的颂词,不是账本上的数据,而是百姓碗里的饭、田里的水、心里的安。今天再答这道题,答案也不会变。
本文基于(倪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发表于:光明网《以史为鉴,树立正确政绩观》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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