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鲜明的底色。高质量发展阶段,分配制度成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变量。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完善分配制度,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更是把“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这事得这么看:初次分配是整个分配体系的地基,它主要在市场机制中形成,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促进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但地基如果夯得不实,上面的建筑就容易歪。
企业是初次分配的主体,在国家、企业、劳动者之间切分国民收入。作为劳动者收入的主要来源,劳动报酬如果被长期压低,带来的不只是钱包变瘪那么简单。消费占GDP比重会下降,就业增速可能跑不赢经济增速,劳动收入份额下滑,一系列经济失衡问题会接踵而至。更深层看,国民收入分配失衡还会加剧劳资矛盾和收入不平等,成为社会稳定的潜在隐患。所以,中央反复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机制,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实现劳动生产率和劳动报酬同步增长。但现实往往比文件复杂,为什么劳动报酬总是难以“硬气”起来?有一种读法,这得从两类市场垄断说起。
第一类垄断藏在产品市场里。理想状态下,市场里买方卖方众多,谁也影响不了价格,这就是经济学常说的“完全竞争”。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分析过,资本、劳动、土地等要素各拿各的回报,按对生产的贡献分配,这时候没有长期超额利润。但如果市场结构变了,大量分散的买方对面,卖方只有少数几家甚至一家,局面就完全不同。卖方能按超过产品价值的价格定价,寡头垄断甚至完全垄断就出现了,价格暂时向上偏离价值,超额利润进了少数人的口袋。这种超额利润从哪里来?很大程度上是对劳动和其他要素回报的挤压。
第二类垄断更隐蔽,来自超大型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的买方垄断。即使产品市场没有卖方垄断,现实里由于市场集中度过高、信息不对称、求职搜寻成本高等因素,劳动力市场存在“结构性摩擦”。这时候,劳动力的供方创造的价值,往往大于需方提供的工资水平。企业有更强的议价权,工资就被锚定在低于劳动实际贡献的位置。值得拎出来的是,这两类垄断往往叠加出现,一边在产品市场赚超额利润,一边在劳动力市场压低工资成本,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就成了必然。放眼全球,近年来各国普遍出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工资增长停滞,根源大抵在此。
面对这种双重挤压,这些年政策层的应对思路越来越清晰。党的十八大以来,公平竞争被放到突出位置,国内统一大市场加速构建,劳动者权益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加强工会建设、降低工资减价水平,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劳动收入份额占GDP比重逐步回升,“资强劳弱”的格局开始松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上升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生产关系层面确立了分配的底层逻辑。生产决定分配,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决定了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决定了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共同参与分配。
但在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现实里,非劳动生产要素的谈判能力通常更强。这也是“十五五”规划建议把劳动者报酬摆在更重要位置的原因。劳资关系如果一边倒,后果都很麻烦:非劳动要素占优,劳动者报酬低于贡献,有效消费需求不足,生产积极性受挫;劳动者占优,又可能出现“工资侵蚀利润”,影响投资和社会再生产,最终也无益于劳动者分享生产率提升的红利。这事得这么看,初次分配里的公平与效率,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而是要找到扩大投资规模和维护劳动者权益之间的平衡点。一方面调动劳动者的主观能动性,用提高收入来扩大内需;另一方面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让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所有者愿意把资源投入生产。这和“十五五”建议里强调的“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一脉相承的。
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到底怎么落地?长期以来,我们对生产资料的投资强度很大,“投资于物”对经济的拉动仍在,但边际贡献客观上在递减。当务之急是加大“投资于人”的力度,才能真正实现两者的紧密结合,把生产的产值蛋糕做到最大。“投资于人”的核心抓手,是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只有长期持续地投入教育,不管是校内还是在职,才能培育出技高艺深的人才,实现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积累。劳动生产率提上去了,产品工艺创新跟上来了,劳动力边际贡献的提升就能弥补其他非劳动力要素边际贡献的可能下降,最终实现生产资料产值的最大化。这条路走通了,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的提高,就不是靠行政命令硬拉,而是有了坚实的生产率支撑。
需要补充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初次分配,还有另一层重要内涵。一方面要提高劳动收入,加强企业工资分配宏观指导,让劳动报酬和劳动对生产的贡献相匹配,这和改善劳动力市场买方垄断、平衡劳资双方市场力量是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还要通过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来提高劳动者整体收入。财产性收入是要素分配的重要一环,也是让更多群众分享发展红利的现实路径。
分配制度从来不只是算账,它衡量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立足于具体国情和发展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本质上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初次分配兼顾效率与公平,这条路走稳了,共同富裕的根基就牢了,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也会随之增强。
本文基于(作者:余淼杰)发表于:学习时报网《从投资于人看完善初次分配制度》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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