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点的一份外卖,骑手在电话里说“这单超时了,要扣钱”。挂掉电话,你可能不会多想,顶多给个差评。但把这一个个瞬间放大到体量可观的灵活就业群体日常,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摆在了法治面前:当传统的“单位+员工”劳动关系被平台算法解构,我们的法律该怎么接住这些在缝隙中奔跑的人?这事得这么看,它不只是某个平台的规则问题,而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法如何保障民生的时代考题。陆海研究人员最近在一篇文章里,把这个问题往深里推了一层——构建中国社会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不再是书斋里的概念游戏,而是直接关系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能不能体面劳动的底层设计。沿着这条线索往下走,你会发现,一场关于法治如何回应民生的深层变革,正在悄然发生。
有一种读法,是把社会法理解为简单的“维权工具”,仿佛只要出了事,法律出面摆平就行。但在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语境下,这远远不够。社会法的根基,在于“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这一价值起点。值得拎出来的是,这种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正是中国社会法学区别于西方同类理论的重要标志。西方社会法学往往脱胎于工业革命后的劳资对抗,带有浓厚的修补色彩,本质上是资本逻辑下的平衡术;而我们的社会法,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使命。从劳动法到慈善法,从反歧视到社会保障,所有制度设计的最终落点,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实现人民幸福生活。这种价值根基的差异,决定了我们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时,不能简单移植国外理论,更不能把西方那套劳资对抗的框架生搬硬套过来,而必须回到中国现实的土壤里,从保障生存权和发展权出发,去构建自己的概念范畴和理论大厦。当我们在讨论如何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时,社会法所提供的不是零敲碎打的政策补丁,而是一套基于权利本位的法律保障体系,它要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真正落地,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法治的庇护下享有尊严。
但现实跑得比理论快。平台经济勃兴,人工智能、大数据渗透进每个角落,隐私权、算法滥用等新议题层出不穷,传统劳动法的“玻璃门”效应日益凸显。与此同时,提升就业质量、维护特殊群体合法权益等领域面临的新挑战,都在倒逼民生保障制度提速。从实践看,多部门协同发力提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水平,确实体现了社会法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的重要作用;但从理论看,社会法学的基础理论相对薄弱,概念界定不够统一,话语体系不够成熟,部分研究仍停留在对国外理论的移植上,未能充分结合我国立法实践与社会实际。这种“跛脚”状态,让社会法在面对数字时代的新型劳动关系时,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比如,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会保障覆盖不全,这些不是靠修修补补就能解决的,必须从学科体系上寻求突破,推动社会法从“部门法实践”向“成熟学科”发展。试想,一个外卖骑手在送餐途中发生意外,到底算工伤还是民事侵权?现行法律框架下,这种模糊地带往往让劳动者维权无门。这就需要在基础理论层面重新界定“劳动”与“就业”的边界,让法律跟上时代的步伐。
那么,中国社会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到底该怎么搭?有一种构建思路,是从基础理论、制度规范、实施保障三个板块入手,形成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体系。基础理论板块回答“社会法是什么”,研究本质、概念、基本原则、价值目标;制度规范板块聚焦“怎么设计”,研究劳动、社会保障、反歧视等具体领域的法律制度设计;实施保障板块解决“如何落地”,研究执法机制、司法救济、社会监督。这三个板块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值得拎出来的是,这个体系不是封闭的。它需要吸收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但更重要的是,要植根我国历史文化传统,从当前社会发展阶段出发,提炼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助力解决人类共同关切的标识性概念。比如“社会权利”“给付义务”“社会共济”这些核心范畴,就需要在现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内涵与外延,形成凝聚学术共识、彰显文化主体性的法学范畴,并编入教材、融入教学过程,让自主知识体系的成果真正落地。以“社会共济”为例,它不仅是医保账户共享、养老互助等具体制度的理论抽象,更是一种强调社会连带责任的法治理念,这种理念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现实问题时,能够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面对数字时代的民生保障新问题,社会法学不能关起门来做学问,必须围绕前沿问题推动学术创新。一方面,要聚焦重点领域立法实践,针对就业促进、社会保障、养老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热点,开展实证研究。例如,针对平台经济运行中劳动关系认定难、社会保障覆盖不全等问题深化研究,有利于推动劳动法适应实践发展。此外,我国各地在民生保障方面形成了诸多有益探索,比如一些地方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的社会保障制度探索,就是鲜活的教材。通过学理化提炼,就能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社会法学理论成果。另一方面,要重视方法创新,打破学科壁垒,融合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学科方法,推动“规范分析+实证研究+比较借鉴”的综合研究。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蓬勃发展,侵犯个人隐私、算法滥用等新问题不断涌现,社会法学要主动拓展研究边界,将数字时代的民生保障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回应人民群众新需求。比如,当算法开始决定一个工人能否获得加班机会,当人脸识别成为入职的强制门槛,这些都不是传统劳动法能单独解决的问题,它需要法学与伦理学的对话,需要经济学对平台成本的测算,更需要社会学对群体命运的关照。
回过头来看,构建中国社会法学自主知识体系,表面上是学术命题,底层却是政治命题和民生命题。没有自主的知识体系,就难以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没有对民生痛点的精准回应,再完美的理论也只能是空中楼阁。当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灵活就业者的权益保障问题,能够被纳入严谨的法律概念和程序设计中,当数字时代的算法滥用、隐私侵犯能够被纳入社会法的研究边界,我们才能真正说,法治为民不是一句空话。这事得这么看,它不仅是研究人员沉下心来的理论深耕,更需要实务部门打开门来,把地方探索、前沿问题转化为学术创新的动力。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关心社会公平正义的人,都会看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正在如何一步步照进现实,如何让“民生为大”的理念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得到不折不扣的落实。
本文基于(余少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研究员)发表于:光明网《聚焦民生保障构建中国社会法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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