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一个提法悄然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力争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而在此前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等重要场合,表述已变为“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加强”到“统筹推进”,两字之差,背后是科技创新逻辑的深刻转向。这事得这么看:当我们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等领域被“卡脖子”时,单点突破的战术已经不够用了,必须靠系统协同来破局。科技创新不是一条线走到底,而是一个复杂系统,整体效能取决于各个环节的耦合程度与协同效率。
原始创新是什么?是从源头和底层搞清楚“未知”,以此引领重大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新方向。它长于自由探索,短于目标聚焦,产出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长周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则是面向国家紧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在重点领域突破技术瓶颈,形成自主可控能力。它长于解决具体难题,短于基础积淀,有赖于原始创新提供源头活水。值得拎出来的是,这两者并非前后脚的关系,而是互为条件。如果割裂开来,原始创新可能因缺乏需求牵引而迷失方向,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也会因缺乏源头支撑而后继无力。唯有统筹推进,才能形成原始创新敢闯“无人区”、技术创新敢啃“硬骨头”的良性循环,使科技创新活动在更高的系统层级上发挥整体效能。
有一种读法认为,这种统筹不仅是技术路线的调整,更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早就揭示,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直接的生产力,社会生活越来越受智力的控制和改造。当前,新质生产力的提出正是对这一规律的呼应。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科技创新维度上具有高风险投入、长周期回报、强外部溢出效应等特征,在体制机制建设上则对科研组织模式、资源配置方式、评价激励体系提出了深层次变革要求。这既需要驱动生产工具的系统更新与能级跃升,又需要拓展生产资料的边界和新型劳动对象的范畴,还需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的统筹,完善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随着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组合方式变革,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和商业模式持续创新,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将加速涌现,推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组织形式和体制机制在动态演进中不断走向成熟。
从全球竞争格局看,战略主动权从来不能寄托在别人身上。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当前,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强化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的前瞻性部署,力图抢占未来竞争制高点。关键核心技术既难以通过简单引进获取,也无法依赖外部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道路。当前,我国产业正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速转型,但一些领域面临“卡脖子”技术难题,深层次原因往往在于基础理论储备不足、底层算法受制于人。无论是高端芯片的自主研发,还是工业软件核心算法的突破,均离不开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领域的长期积淀。这事得这么看:高质量发展阶段,底层原理、源头技术才是高附加值、高壁垒的领域。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现代化就是空中楼阁。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正是夯实这一物质技术基础的“地基工程”。唯有扎实推动二者统筹协同,才能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注入源头活水,不断孕育新的产业形态和经济增长极,为超大规模经济体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增长动能。
改革是统筹推进的关键一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并非仅仅是创新链条上前后相继的两个环节,而是相辅相成、相互支撑、互为条件的辩证统一体。必须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协同高效的组织体系与制度框架。首要的是构建原始创新与攻关任务统筹衔接的科研组织模式,打破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及工程开发之间的传统边界,构建以重大科学问题和产业需求为牵引的任务驱动型组织模式。在对重大科技计划、重大工程和重大项目的部署中,将原始创新的自由探索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目标导向有机结合,探索“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业应用”一体设计、一体实施的项目管理新范式。通过组建跨学科、跨领域、跨机构的协同攻关团队,强化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的良性互动,确保原创性突破能够快速向技术能力转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科学难题能够及时反馈至基础研究领域,形成双向赋能、螺旋上升的协同格局。
与此同时,完善统筹配置多元主体和资源的制度框架也至关重要。要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优化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定位和布局,完善各类创新主体在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分工协作机制。提高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强化统筹协调的科技任务部署机制,建立着眼全局的科技资源统筹调配机制,推动财政科技投入、社会资本等多渠道资金围绕目标进行整合和有效匹配。完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大型科研仪器、科学数据等公共资源的开放共享制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还要构建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国内与国际之间更加灵活高效的联动机制,形成多层级、多维度、多元主体协同发力的统筹推进局面。
值得拎出来的是,评价激励与政策协调体系必须跟上。针对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不同规律和特点,分类建立差异化的评价标准。对原始创新,需突出科学价值、学术原创性和长远影响力,适度延长评价周期,优化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制度环境;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需突出技术突破性、工程适用性和产业贡献度,强化用户评价和市场检验。在此基础上,建立科技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人才政策之间的横向协调机制,避免政策碎片化,确保各项政策在统筹推进中形成合力。同时,改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收益分配机制,赋予科研人员在成果转化中更大的自主权,激发各类主体参与的内生动力,从制度层面为统筹推进提供坚实保障。
科技创新从来不是孤立的。从“加强”到“统筹推进”,看似只是词序变化,实则是治理能力的升级。当我们在讨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时,本质上是在讨论一个国家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这需要耐心,需要勇气,更需要系统性的制度设计。未来的竞争,不在于单点是否闪亮,而在于整个创新体系能否高效运转,能否在关键时刻做到“手中有粮、心中不慌”,为维护国家发展和安全利益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本文基于(任晓刚: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智库中心主任)发表于:光明网《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一文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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